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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与经济学分析 邹薇 《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 　　腐败及其形成机制：一个简化的模式 　　何谓腐败?舍雷夫（Sheleifer,A.）和维西理（Vishny,R.）把它定义为“政府官员出售政府产权以谋求私利的行为”。巴丹（Bardhan,P.）则用委托－代理关系来定义：“腐败是指基于私利而运用公共机构，其中得到公众（委托人）授权从事某些活动的官员（代理人）从事了不易被委托人监督的谋求私利的不良活动。”比如说，政府官员通常为提供许可证、执照、护照，为在海关放行或者为禁止竞争者进入市场而收取贿赂，也就是说，他们个人对政府官方拥有的商品加了价。因此，腐败就其实质是钻现行制度的空子，趁提供公共的“政府品”之机，进行权力寻租。人们之所以需要这类政府品，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一种权利，使人们能够合法地从事否则就无法从事的经济活动。据此，我们考察的腐败主要指由于考虑到家庭或私人团体的金钱或非金钱利益，偏离公共角色的职责规范或者违背某些法规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运用报酬改变委托人的判断）、裙带关系（以亲疏关系而非实际绩效用人）、不正当的占有（非法占有公共资源以供私用）和不正当的使用（在履行政府公职应尽的义务时收取额外的报酬、挪用公共资金进行房地产或股票投机）等等。 　　为了探讨腐败的形成机制，可以就政府生产的有代表性的商品，如护照、通行证或许可证等，构造一个简化的模式。假定该商品是同质的；假定该商品由一个官员来出售，他有机会控制该商品的供给量，尤其是他能够决定不向某些人供给这种商品。为简便起见，假定官员与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不相关（因为有政府生产）。现在的问题是，官员提供这些商品的边际成本（MC）为多少?为此需要区分两种情形。其一，不带偷窃性的腐败，即官员实际上向政府交回商品的官方定价。这种情形下，官员提供商品的MC即为官方定价p。比如说，当官员按官方定价加上贿赂出售一个许可证时，他个人保留贿赂（Bribe）而把p交给政府，因而p即是他的MC。其二，带有偷窃性的腐败，即官员隐瞒销售行为，根本不向政府上交任何东西。这种情形下，买方付出的价格即为贿赂，甚至可能低于官价。比如海关官员私人收取低于关税的贿赂即让货物过关，而不交给政府一分钱，这时官员的MC为零。这两种情形的实质是相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官员的MC，在前者中，腐败抬高商品的总价格，而在后者中，却压低其价格。显然后者对于买方更有吸引力。 　　这个模式尽管简单，但是却说明了腐败基于官员间的竞争或者消费者间的竞争而得以扩散的几种可能的机制。首先，腐败可能通过官员间的竞争而扩散。如果官职在官员之间是通过一个拍卖机制来分配的，其中谁付出的多谁就得到它，则潜在的不受贿的官员根本就付不起官职的费用，相反，那些受贿多的人会给高层官员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谋求官职。这样，在极端情形下，官员间的竞争将使得官员们竞相收取高额贿赂。著名经济学家梯若尔（J.Tirole）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官员是廉洁或是腐败会形成一种“集体声誉”（collective reputation），既有的官员越是腐败，那么新来的官员越是可能接受甚至参与腐败活动。 　　其次，腐败可能会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而扩散，尤其是对于带有偷窃性的腐败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买主之间的竞争。假如买主A能够比B更为便宜地买到政府商品，则A很容易在产品市场上胜过B。因此，任何稀缺资源的买主都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绕过市场机制，比对手更便宜地获取到资源或者某种特许的权利；而且假如某个买主A会贿赂官员以降低其生产成本的话，买主B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可以想见，一个城市中如果所有的不动产所有者都可以通过贿赂而不付税金，那么到最后就不会有任何人付税；如果只需交纳少量贿赂而不付关税就可过境，那么最后老老实实交关税的人将不存在。 　　最后，模式还表明，之所以贿赂和腐败会持续扩散，还因为在上述竞争环境下，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或者法律得不到执行和遵守。因为既然买者竞相贿赂，也就没有告发受贿官员的动机，致使腐败行为被察觉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由于腐败涉及面较广，即使发现了腐败现象，惩处的概率和力度也不会太大，于是形成了法不责众的心理。结果在这种腐败过程中，买卖双方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成了实际上的合谋者，具有了共同利益，腐败的滋生也就是自然的了。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因此适合于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运用经济学常规的选择分析，当某人从事腐败活动的效用超过他把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时，他就会从事腐败活动。这就是说，某些官员因腐败而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某些国家之所以腐败泛滥，也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喜好此道，而是由于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