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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摘要：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以及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2～2008年浙江省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测算，并使用系统GMM动态面板对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值进行回归，在控制了教育、外贸依存度和资本形成后，发现以股票市值与贷款余额之比表示的金融结构和以贷款与存款之比表示的金融效率能够能够改善全要素生产率，而小银行的贷款占比却没有起到改善作用。 　　关键词：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法；GMM模型 　　一、引言 　　Krugman（1994）撰文指出东南亚国家建立在资本和人力投入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是“纸老虎”，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缺乏技术进步，从而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的衰退印证了他的观点。然而由于中国长期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征贡献的经济增长红利，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打破了“扬——克鲁格曼”诅咒（蔡、王德文、曲，2009）[1]。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人口流动模型中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刘易斯拐点”特征显现，另外为应对国内持续高企的通胀和房价泡沫，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周期，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都将面临下滑，在抛弃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单位跨国资本报酬收敛的假设下，增长只有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可持续的（Arestisetal.，2006）[2]。在Romer（1990）[3]的内生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中，他提出技术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且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一旦形成，就可以被无成本的复制使用。EasterlyLevine（2001）[4]也认为更应该关注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资本积累。因此，在“十二五”开端之际，在环境和资源约束逐渐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寻求以技术进步来维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日趋重要。 　　二、文献回顾 　　Schumpeter（1912）早期就提出了金融可以通过促进资本家的创新活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Dimond（1984）认为金融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着联系，金融系统可以降低一项投资活动的评估和选择成本。另外，金融系统可以有效的动员资源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分散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金融还能通过资本市场提供投资活动的预期利润的折现价值，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不断开展，最终促进技术进步。GreenwoodJovanovic（1990）认为金融中介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不同的投资项目的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能将资金配置到最高潜在回报率的项目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ingLevine（1993）[5]提出金融机构可以对企业家的具有风险的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提供融资，从而降低市场的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推动经济增长。Allen（1993）认为市场导向型的资本市场相比于银行中介导向型的金融体系来说更适合于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而银行导向型的金融体系更适合于传统的低风险项目，认为金融体系对促进技术进步有着重要作用。RajanZingales（1998）认为不同产业由于技术创新程度的不同，决定产业对外源融资依赖程度的不同，他们的研究表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差异，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AghionHowitt（1998）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中也得出了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结论。Becketal.（2000）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而不是资本的积累或者提高投资储蓄的转化率。LimamMiller（2004）[6]则认为金融深化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市场不完善程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增加资本积累通过“干中学”促进技术变迁，最终影响技术进步和资本生产效率。Arestisetal.（2006）采用数据包络法对35个非OECD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显示金融深化对技术效率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国内方面研究，随着克鲁格曼提出对新兴国家经济增加的质疑后，国内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不断涌现，然而研究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理论机制与实证关系的文献还是较少。张军、金煜（2005）[7]通过估算非国有企业贷款规模并以此与GDP之比来度量金融中介深化，发现金融中介深化能明显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王永中（2007）[8]建立了一个引入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金融部门通过动员资金、分散投资风险从而鼓励技术创新并促进技术进步。陈刚、李树（2009）[9]基于DEA方法将中国28个省市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