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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1933 年上海城市阶层收入分配的一个估算 杜恂诚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内容提要 :本文从统计角度探讨近代中国收入分配在各阶层的分布 ,对 1933 年 上海城市各阶层的人数比和收入比作了一个大致的测算 。在某些数字上虽然带有估 计的成分 ,但尽可能地做到有依据 。 关键词 :城市阶层 　国民所得 　收入分配 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 ,学术界有各种说法 ,成果不少 ,但从统计角度来探讨收入分配在各 阶层的分布的 ,则还没有 。本文拟对 1933 年上海城市各阶层的人数比和收入比作一个大致的 估算 。 本文不准备对阶层划分的各种意见作评述 ,这不是本文的主题 。关于 1933 年上海城市社 ( ) 会阶层的排序 ,笔者排出这样一张表 表 1 : 表 1 上海城市社会阶层排序( 1933 年) ( ) ( ) ( ) ( ) ( ) 第一等级 上 第二等级 中上 第三等级 中下 第四等级 下 第五等级 下 特权官僚 一般工商业者 办事员 工人 城市贫民 一般政府职员 上层工商业者 低级职员 中高级专业人员 　　在表 1 序列中 ,最突出的标志是上层工商业者与特权官僚并列为第一等级 。上层工商业 者位列首席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 ,他们是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人群 ,二 、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因归功 ( 于他们在创办企业 、开辟市场 、更新技术等方面的首创性 ,在国民财富的市场化分配模式中 当 ) 然不排除中外不平等关系和局部的非市场化分配机制 ,他们的所得并没有受到政治权力的显 著影响;第二 ,在一定阶段 ,上层工商业者的独立性强 ,并不依附于政治 ,这在北洋军阀政府时 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南京政府时期有所减弱 ,但在 1935 年南京政府全面控制金融业之前 ,他们 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第三 ,上层工商业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当政府很弱而不能解决一些公 共事务时 ,上层工商业者常挺身而出发表意见 ,甚至在战乱或经济动荡之时领导工商组织或团 体代行维持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职责 。但是 ,1935 年以后官僚政府全面控制中国金融和经 济 ,国民收入的分配转向非市场化分配为主的格局 ,特权官僚利用他们对资源和信息的掌控 , 迅速跃升为社会的第一等级 ,上层工商业者屈居第二等级 。但这不是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主 题 ,因此在此存而不论 。 特权官僚与一般政府职员有很大的区别 ,上层工商业者与一般工商业者也有很大的区别 , 从收入分配角度考虑 ,他们在阶层排序上应该是不同的。笔者曾经与人合作编写过一本《上海 永安公司的产生 、发展和改造》,从永安公司的原始账册中计算过公司创办人郭乐 1930 年一年 ·116 · ① 中从上海永安公司获得的收入达到 955 万余元 。郭乐在香港永安公司等其他企业中还有 很多投资 ,因而他 1930 年的总收入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我们会为他收入的丰厚而留下深 刻的印象 。但这种收入水平在上海的百货业中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 。根据 1934 年 2 月对上 海百货商店的调查 ②,“已加入同业者计 102 家 , 中以广东帮及宁波帮最 占势力 。总资本为 2 15 万元 ,会员最大资本为 10 万元 ,约占会员总数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