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实用的元代职业教育.docVIP

PAGE PAGE 1 多元实用的元代职业教育 　　摘要：元代统治者积极培养各类专项人才，促使教育转向实用，各类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官学和私学中除了讲授儒家经典外，还注重吏业教育，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之外增设了各类专科学校，促进了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元代；吏业教育；司天台；太史院；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2-0179-02 　　我国的元代疆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适应统治需要，元代统治者积极推动了各类专业的教习，带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元朝语言、文字、天文、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成为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大特色。元朝集贤院、国子监、儒学提举司等机构实行多层次管理，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多种学科并存，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教政策。元代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学校设置了多种专科教育，注重教育的实用性。 　　元代的教育体系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为官学，有汉人、蒙古、回回三所国子学，外加司天台和太史院两所专科学校。地方分官学和私学，官学中包括诸路、州、县的儒学，小学（蒙学），诸路的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农村地区创立社学；私学中有书院，不过元代的书院逐渐官学化，还有私塾、义塾等形式。 　　注重实用的吏业教育 　　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吏继承了封建时代的士庶之分，官多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吏即办事人员，多来自基层百姓。法制上对吏甚为歧视，一入吏途，终身无品秩之望，因而士人多视吏职为异途，宁可老死丘壑，也不肯屈身为吏。元代的特殊情况在于汉族官员不完全通识蒙古语言文字，而蒙古及色目官员又往往不通汉语，导致了不同民族间官员的沟通障碍，影响了正常的行政效率。于是元代在大多数官府中增设了译史和通事，这些吏的来源“杂而多端”，可以由本地“耆老上户”推举，也可以出身于学校，也有被征用的隐士，甚至有赖捕盗叙功。元朝之官吏不是泾渭有别，吏是可以升迁补官的。吏虽然不具品级，但在考满之后不仅可以做官，而且可以高达五、六品。元代用人最重“根脚”，所谓“根脚”即家庭背景，与皇室渊源愈深，则家族根脚愈大，政府中的高级职位几乎为数十个家族所垄断，虽然由刀笔吏晋升为高官显爵极为困难，但是吏在一般官员中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很多中下层官僚都出身于吏。因此，想当官往往先设法补用为吏，然后升迁为官，再由下品升到上品。 　　从窝阔台时期开始，起用的士人就偏重实用功能，有亡金高官、名士、遗老、下级官吏，还有普通士人。儒士并非以其具备的传统社会功能辅治天下，而仅仅被看做能管理簿书、书写文案的专业人才，以往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集团由此衰落。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及回回国子学的设置，旨在培养语文及通译人才，教育内容出现了多样化和功用化倾向，吏学教育、医学教育、蒙古字学教育等谋生教育比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些职能在之前通常是由儒士所鄙视的阶层完成的。蒙元时期以儒任吏，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由于蒙古以异族统治中原，需要将统治权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仅仅需要一些从事辅助性事务的刀笔吏。另外，由于蒙古灭金后，中原地区政务繁多，也需要干练之才而非空谈义理的儒生处理庶事。由于大部分士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或去富豪大户的家塾执教，或受聘于民间社学、义塾、书院以求温饱，因此，处于元朝社会中下层的儒士成为元朝基层启蒙教育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不仅使元代教育对象的数量和范围扩大，也使元代儒学教育更加广泛地深入基层社会，促进了传统精英文化向基层社会的扩散。因此，元代的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子学的授业也体现了实用功能，表现为匠艺兼授。《钦定国子监志》引《通谕受学弟子员》诏说：“习汉人文书之外，兼谙匠艺事，及药材所用，彩色所出，地理州郡所纪，下至酒醴、曲蘖、水银之造，饮食烹饪之制，皆欲周览旁通。”在汉人传统价值观中，匠艺乃属末流，不能成为精英教育的一部分。蒙古国子学的传授匠艺，反映出蒙古人对匠艺重视并推崇的实用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书院的科目设置上也颇具特色，比如历山学院设有医科，博山学院设有数学、书学，鄱江书院设有蒙古字学，皆体现出注重实用的时代特色。 　　地方上力图培养儒、吏兼通的官员，加强了吏学的渗入，建立了岁贡制度。每年秋季按察司官员和学官一同对新生进行考试，选择“学业有成，名近上者”为“系籍儒生”，次年由司、路官员会同本校学官再次对其进行考核，选拔“行义修明，文书优赡，深通经史，晓达事务，可以从政者”贡解，或命为学官，或录为六部令史。元贞年间还通过国子学的积分法考核江南学子，也强调上贡儒人要“洞达经史，通晓吏事”，甚至有元人所籍的《习吏幼学指南》一书大为流传。吏业教育的发展，促使学风转而务实化、功用化。 　　各类专科学校的设置 　　中央的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