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之应对.docVIP

PAGE PAGE 1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之应对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强制医疗程序[1]）作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用6个条文从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制度、检察监督等角度，对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发挥政府医疗救助作用、保护精神病人人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只是对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框架式地构建，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则由司法解释和刑事诉讼规则予以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 　　一、强制医疗制度的缺位 　　在修改后的刑诉法施行之前，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缺乏统一的专门实体立法和程序立法，相关立法和规定散落在各部门法中。 　　立法不足使得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措施的适用存在诸多随意性。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和恐惧心理等多种因素，大多数亲属及监护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履行责任，有的干脆将其关锁在家中，任其自生自灭。有的任其流散社会，致使其反复作案，影响社会治安。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无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强制医疗措施的适用也无统一规范。实践中，各地公安机关自行掌握收治对象和程序，精神病犯罪者送交公安系统管辖的安康医院进行监管与治疗。目前，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24所安康医院[2]，而全国的精神病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600万人，其中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大概有1.6至3.2万人左右[3]。与亟需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相比，安康医院的收治能力还远远不足。 　　二、强制医疗制度的构建分析 　　修改后的刑诉法依照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对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建构。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程序 　　1.限制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个人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措施，立法者对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依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284条规定，适用强制医疗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鉴定的合法性；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人身危害性。 　　2.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主体。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85条规定的启动主体共有两个：一个是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另一个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这恰恰体现了强制医疗程序的特殊性，法院突破了其居中裁判的诉讼职能，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过程 　　1.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主体。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该路径的选择表明了强制医疗从行政化走向了司法化，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决做出该制度的决定，保障了其公正性和程序正当性。 　　2.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审判组织。第2款规定了庭审中的诉讼参与人。第287条第1款还对审理期限作了规定，即“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强制医疗虽然不具有刑罚惩罚性，但它是对精神障碍者人身自由的限制，要真正达到保障社会公众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就应当赋予强制医疗严格而规范的程序流程，而程序运作上的多方参与性和救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决定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做出的过程中，让有关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制约机制 　　1.规定了强制医疗的程序救济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这些规定的设计类似于民事诉讼中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特别程序，采取了一审终审的程序设计，但为了平衡被强制医疗人与被害人的权利，故设置了复议程序。同时针对特别程序的一审终审，设计了两种强制医疗的解除模式：一是依职权主动解除；二是依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 　　2.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一）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的完善 　　我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只对在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就没有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