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环境与和平崛起策论.docVIP

PAGE PAGE 1 中国安全环境与和平崛起策论 　　超越战争：反战但绝不惧战，求和但绝不苟和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恶劣的时期，我们面临空前的外部压力，甚至是战争的挑衅 　　和平不是想当然的，和平只留给有准备的国家。我们要看清美国的战略图谋，审慎处理好对美关系，做好a必要准备，反战但绝不惧战 　　打破日本的战略误判和错觉，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求和但绝不苟和 　　2012年以来，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菲“黄岩岛之争”尚未平息，中日“钓鱼岛争端”又进一步加剧；美国国会高票通过国防授权法案，高调表明美日安保适用钓鱼岛。早已习惯于和平环境的中国人突然感到战争幽灵的迫近，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似乎突然面临空前的战争压力。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 　　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如何？中国该如何超越战争而实现和平崛起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上述问题。 　　关于战争与和平：战争充斥着国际关系史的太多时间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状态，其中，战争状态时间似乎更长。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世界战争史，战争充斥着国际关系史的太多时间。所以，有人甚至认为，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中场休息”。例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国际社会冲突的最高体现，而且这一冲突只能由战争来了结。”出于对人类理性的悲观看法，克劳塞维茨对人类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民族国家虽然并不总是诉诸战争以获得或推进某个政治目标，但是它们却总是面临战争的危险，因为国际环境总是变化莫测，国家之间绝对的力量均衡很难建立。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两个武装敌对的国家之间所出现的和平，不能以均势原则来解释，唯一的解释是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行动时机，“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缺失”。 　　如果有人问：“你喜欢战争吗？”我想大多数理性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反战、厌战、求和平似乎应是共同人性。但实际上，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些时候，有些国家的人们甚至觉得战争是个好东西。他们认为战争可以磨砺民族的意志，战争可以使国家变得强大。 　　例如，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就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对外战争，快速崛起为身居亚洲的“西方国家”。1894年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获得天价的赔偿，两亿三千万两白银造就了工业化的日本；1904年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诸多特权，跻身西方强国之列；1914年通过对德国宣战，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壮大了日本实力；1931年又通过炮制“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因此，在“二战”以前，包括许多普通日本人在内都觉得战争是个好东西，每打一仗国家就能强大一次，这很可能是日本国内至今始终有一股军国主义狂热的原因，其国内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绝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拨”。 　　这也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在《永久和平计划》中所写道的：“统治者总是贪得无厌，扩张领土和集权统治的欲望不断刺激着他们的野心，而民众被异化，歇斯底里地为统治者的征服与战争贡献财力和人力，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因此带来的痛苦，统治者的贪婪和民众的异化是相辅相成的。”今天，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日本国内民众的这种“异化”。例如，据最新的日本媒体民调数据显示，约有六成的日本民众支持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是非常少见的，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中国周边诸多不稳定因素能量集中释放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周边地缘安全问题突出；其二，海洋战略环境恶劣。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国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当前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源于近代以来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这个演变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东亚“朝贡体系”崩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激烈动荡、激烈抗争的阶段，古老的中国终于突破西方的围堵，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重塑了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结构；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1991年冷战结束，这是一个调整的阶段，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努力调整其国际角色，较好地适应了美苏争霸的地缘战略环境，并在苏东剧变之时成功转型生存下来；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至2030年左右，这是中国努力突破西方新的一轮围堵，实现和平崛起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将呈现从动荡渐趋于稳定的特点。当前中国正处在第三阶段的“时间中值”位置，也即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的时间节点上。这个节点在宏观上表现为当前中国和平崛起进程遭遇现存国际体系的空前挑战，在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