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保护：从宪法理念到制度架构.docVIP

扎根，也就没有宪政。财产权与公民的价值和尊严紧密相连，侵犯个人的财产即是侵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宪政和现代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人类两百多年的宪政史已表明，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人权的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以及社会经济繁荣的动力。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堪称孕育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温床。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必将有助于中国的宪政建设：第一，保护私有财产有利于形成良好而稳定的宪政秩序，使国家长治久安，为经济发展和人权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第二，私有财产权具有激励作用，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私有财产权往往比公共财产权具有更为明确的利益动机和监督成本，解决了因所有权的缺位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的问题。第三，保护私有财产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财产和契约，没有私有财产就丧失了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也就不会有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综观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国家逐步退出直接经营活动的分权让利过程，其结局必然是要恢复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二、私有财产入宪的路径：争议与选择1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绝对性，以与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相对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修订宪法的关键并非在于私有财产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于私有财产是否能获得与公有财产相同的保护。立法者最终选择了后一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十分可取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封建时代神权和政治特权的否定。“神圣”二字，原本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语词，负载了过于沉重的涵义，财产权的“神圣”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权利冲突的解决危机，因为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私有财产“神圣”性隐含着让人们面对权利冲突、利益平衡的复杂问题时，放弃理性思考和论证的责任这样一种危险。因此，自德国《魏玛宪法》提出“权利应负义务”的宪法观念后，许多国家都纷纷修改了宪法，不约而同地删去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政治性大于法律性、感性大于理性的口号。这样，财产权绝对性的信条逐渐被抛弃，私有财产权最终走下了“神坛”。这体现了财产及其财产观念不仅是人类基本信念的延伸，同时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我国，即使存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急迫性，但在宪法中对私有财产引入“神圣”二字既无必要也不应当。“这种表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法律意识形态化，将财产绝对化，把理性情绪化。”“没有必要太迷信‘神圣’这样的修饰词，最好是都拿掉神圣这样的抽象表述，直接表述为平等就可以了。”暂时抛开在法律条文中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区别对待是否正当的疑问，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实际生活中私有财产能否得到与公共财产一样的平等保护。2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纳入宪法总纲，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有些学者认为，在宪法中应当明确“私有财产权”，从而将公民拥有财产合法性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观点认为，私有财产没有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事实使得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此次修宪仍然保留了原有的架构，笔者认为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所谓权利，都是指主体的权利，无主体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世界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保护的对象的确有财产和权利的差别，但在具体的立法中，只有“私有财产”和“财产权”之分，并无“私有财产权”的提法。使用“私有财产权”这一概念，不仅会带上政治化色彩的倾向，而且会导致财产权被人为分化的可能，从而徒增法律上的难题，如现行民事主体的结构是否要改变，以及除了私有财产权外，是否意味着还有“公有财产权”、“混合所有财产权”等等。诚然，在私有财产前冠以“公民的”用语，无疑限制了私有财产主体的范围。在宪法上，公民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如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仅限于中国公民，这就容易引起误解。为了鼓励投资，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保护中国公民的财产固然重要，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财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加入ＷＴＯ时已经承诺，遵守非歧视（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将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个人给予相同的待遇”（ｐ·763）。因此，将私有财产限定在本国公民的范围似有商榷的余地。三、私有财产保护：新宪法改变了什么？宪法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包含私有财产地位的价值性条款、程序保障条款和救济条款，建立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制度性的架构。这些条款带有宣示性的色彩，为民法等下位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1明确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原宪法第13条一直被认为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但并未直接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由于该规范在表述上存在着强烈的政策因素以及用语上的局限性，长期以来，引起了诸多争论。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地位不如公共财产。宪法第12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