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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史料札记三篇 张明观 “分湖”还是“汾湖” 柳亚子《光明集卷五（六国木集）（1949年）》，有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三月二十八日夜作》。其末联云：“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注文有云：“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磨剑室诗词集》下册，第1549页）这里的“分湖”，1994年版《吴江县志》作“汾湖”。（该书卷首《吴江县政区图》）此后，凡涉湖名者一律写作“汾湖”，诸如新建立的汾湖镇、汾湖经济开发区。 究竟“分湖”还是“汾湖”？ 柳诗所说“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杨名维桢，字铁崖，浙江会稽人。元至正九年（1349）三月十六日，杨氏与陆宣等共七人一起泛舟分湖，作《游分湖记》，又撰《游分湖》诗。《游分湖记》有云：“解缆出汪港五里，所至分湖。湖东西袤八里，南北如之。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一属姑苏，故名分湖云。”（《分湖志》稿本“卷七”）可见杨维桢是写作“分湖”的，且说出了得名的缘由。 同样写作“分湖”的，还有明初陶振的《分湖赋》。该文有云：“……东览三泖，西瞻具区，然后知其为吴江之巨浸，名谓之分湖者欤！是时也，日落苍湾，烟淡平芜，恍东山之月出。遇邻舟之老渔，停桂棹而揖余，言曰：吾将告子以分湖之得名，衍子以分湖之大义，子亦乐而闻之乎？是湖也，两界中分，南北无亏。其南也，则千绠之无尽；其北也，则百弓之有馀。故南其半为嘉禾之境，北其半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欤。故老相传，信而不诬。”（《分湖志》稿本“卷五”）这里借湖中“老渔”之口，说出“分湖”得名的缘由。 到了清代，写作“分湖”的乡土志，有乾隆时沈刚中撰《分湖志》、道光时柳树芳撰《分湖小识》，还有清末民初费善庆撰《垂虹识小录》等。 然而，明清两朝的吴江县志却有多种表述： 明弘治莫旦纂《吴江志》：“汾湖在二十九都芦墟村，上承嘉兴之水，北流入三白荡。旧名分湖，以其半属吴江半属嘉兴故也，后人加以水旁云。”（该书“卷二·山川”） 明嘉靖徐师曾、沈 等纂《吴江县志》：“汾湖去县治东南六十里（属二十八都，与嘉兴分属）”。（该书“卷二·山水”） 清康熙叶燮等纂《吴江县志》：“分湖在县东南境，湖两界中分，南属浙江之嘉善县，北属吴江，故名分湖。”（该书“卷四·山川”） 清乾隆倪师孟、沈彤纂《吴江县志》：“汾（旧作分）湖去县治东南六十里（属二十八都，与嘉兴分属。陶振云：湖两界中分，南属嘉禾，北属松陵。按今与嘉兴府嘉善县分属）。”（该书“卷二·山水”） 清光绪熊其英、凌泗、凌淦、李龄寿纂《吴江县续志》亦作“汾”：“黎里里仁桥，嘉庆十五年汾湖巡检钟清源率里人重建。”（该书“卷六·水利、修塘、桥梁”） 综上所录，吴江县志有作“分”，亦有作“汾”。对于作“汾”者，清嘉庆徐达源所纂《黎里志》明确提出异议。有云：“是湖两界中分，南北相等，南半为嘉善之境，北半为松陵之墟，故名，县志添水傍作汾字，误。”（该书“卷二·山水”） 更加令人诧异的是，明末叶绍袁《湖隐外史》写作“分湖”：“分湖在余家东南，柴门槛箔，波光晓夕相映。北属于吴，南属于越，中分为二，故名分湖。”（该书国粹丛书本，第1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午梦堂集》下册，第1034页）而其《甲行日注》却作“汾湖”：“（三月）二十六日，癸酉。晴，是日汾湖之战，义师杀虏二千人。”（该书岳簏书社1986年版，第40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日记四种》，第34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午梦堂集》下册，第941页）瞧，同一作者，时而“分湖”，时而“汾湖”；并且，同一部书中（中华书局1998年版《午梦堂集》），亦前后不一。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认为，后者的水傍是后人自命风雅，在编刊叶氏遗著时擅自加上的，于是以讹传讹。笔者以为，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只是尚无叶氏手稿可以对证。 大约鉴于湖名写法的此种纷乱情形，早年，柳亚子与南社社友沈长公（眉若）曾一起对湖名源流作过一番追根溯源的详实考证。柳亚子在自传《五十七年》中有云： 这分湖两字，在书本上却颇有些名气，和其他普通的湖荡不同。乡先辈沈北溪（刚中）的《分湖志》稿本内，引有明代沈遇黄的《分湖赋》，中间有两句道：“吴军呼渡而南来，伍相引兵而东跨。”原来传说附会，说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伍子胥曾在这儿领兵去侧袭越军的，所以分湖旁边有子胥滩等古迹，这当然不大靠得住。不过，照现在的地理讲起来，夫差和勾践战争的焦点，当在苏嘉铁路旁边，盛泽（属吴江）王江泾（属嘉兴）一带。那么，倘然伍子胥真的用奇兵从分湖南趋嘉善，以扼嘉兴之背，在军略上也未始不可以讲得通吧。还有，郭频伽为芦墟（吴江属十八市乡之一，与北厍贴邻）吴云璈题《分湖秋泛图》三绝句，有一首道：“菱莫纷纭久，松娄聚讼频。何如此湖小，名字炳周秦？”在频加所著的《灵芬馆诗话》上，又加以注解，谓分湖之名，始见于《吴越春秋》。但我和亡友沈眉若（名昌眉，号长公，芦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