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近代史纲要论文).docVIP

PAGE PAGE 1 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 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同样位于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血腥扩张下岌岌可危的东亚，同样在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闭关锁国了几个世纪，同样被腐败不堪的统治阶级无休止的压榨着，同样怀揣着无知与恐惧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战战兢兢地打开国门，同样在迷茫、困惑、危急中渴求一条出路、一次变革，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如此相似的中国和日本却同途殊归走上了方向完全不同的探索发展道路，而在数十年后的重新相逢，已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两种完全不同的姿态，是什么让1940年后近代的中国跌跌撞撞而饱含羞辱抬不起头？又是什么让日本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从一个危机四伏的海岛小国变成一个拥有强大力量鼓吹着“大东亚共荣”向外疯狂扩张的“大日本帝国”？ 着眼于这对中国和日本而言都是风云变换的几十年间，从两方变革的背景，变革的方式，到变革的内容，再到变革的结果，其间产生影响的因素太多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也不能以一概全，故且从两国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这一个角度试着解释分析，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从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分析鸦片战争前国内的背景 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自居，从公元前两百年的秦始皇起，这种以皇帝为尊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了2000多年，而军权更在明清的废相、锦衣卫、军机处等制度之下大大加强了，就当时的政治制度而言，虽然都是封建君主制，中国的君主集权明显要强于已经实行了200多年幕藩制度的日本。 这种政治背景再加上历朝历代被统治者进一步歪曲的儒家忠君思想长久且持续的影响了下至农民阶级，上至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唯君为大”、“天地君亲师”，从思想上就扼杀了反抗君主的可能，即便有反抗力量，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正如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逃不开君主专制，就算成功也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更何况还有无数拥有“忠君”热忱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者足以来协助清政府镇压。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内而言，很难有长期稳定存在的反抗势力。相反地，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这就为产生更多的革新思潮和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而对于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的人才选拔制度中日双方的差异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革新意识的缺失。中国自从隋唐以来采取的科举选拔制度，使得下层而有才学的人能通过科举走向统治阶级，而条件正是从小接受儒学教育，让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深扎根在最底层百姓的心里。对于日本森严的武士等级世袭制度，身份低级的武士即便拥有非凡的见识与学识也很难得到发挥，这使得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并不是完全顺服于当时的封建制度的。 与日本幕藩制度的领主的土地所有制相比，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在经济上所采用的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交易和使用上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弱化了虽然处于“士农工商”中地位处于最低层的商人与封建社会制度的矛盾和革命意识，使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专制制度时，封建制度显得更加顽强。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是一种更加僵化的体制，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很难承受商品经济的冲击。 因此，中国的这些制度在禁锢人们思想上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中国的民众乃至知识分子都很难有彻底的革命意识，革命思潮的爆发，在体制更僵化的日本反而要来得容易一些。 从中日两国的思想主流分析鸦片战争后制度变革的方式 当鸦片战争通过开港通商轰开了封锁了几千年的中国大门之时，日本也即将在十几年后通过“黑船”事件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看到自己制度的愚昧与落后，开始寻求出路。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太平天国的兴亡、洋务运动的兴衰、百日维新的失败、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丢失，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在80年间选择了不同的变革方式，然而，结果却是一致的。太平天国时期，人民受到清廷的压迫，反对者思想中却只是改朝换代；洋务运动中，主导者就是统治阶级，不曾对制度反思是不会成功的；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改变体制，然而主导的这批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忠君爱国”的，中体西用的革命还是不彻底的，仅仅从统治阶级内部希望他们放弃当前的权利始终是不现实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当时的军事力量却是由北洋军阀掌握的，军阀一心只想割据的态度注定了当时的形势无法成就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在那几十年间都无法在整个社会形成比较统一的渴望革命的主流思想，某一个阶级为了自己利益的起义很难真正推动整个社会的革新。 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由整个日本社会下至农民阶级上至倒幕的藩国领主被西方文明震撼后的同时爆发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