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余龙对比语言学第8章定量对比研究.pptVIP

结论和缺陷 结论：在英语中，近指词表达的可及性比远指词高；而在荷兰语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远指词表达的可及性比近指词高。 缺陷： 首先，他们只是对荷兰语中的远近指示词的用法做了实验研究，却未对英语做相应的实验研究。 其次，他们在实验中采用的区分[+可及性]和[-可及性]的标准，也与Ariel(1990)和Gundel et al. (1993)所用的不同。 从而，上述差异究竟是由于衡量标准的不同产生的，还是真正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似乎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语言对比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一种非实验性的研究，因而通常是在自然情景中进行的。例如，一些社会语言学家用隐藏的录音机录下自然情景中的对话，用于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使用语言的特点。 调查研究也可以精心设计，采用问卷、调查清单、访谈等方式直接要求或间接诱导被调查者提供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 但应注意的是，通过这一方法获得的数据资料，有时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语言在自然情景中的实际使用状况。 调查研究可以运用于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确定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 Liao Bresnahan (1996)以母语分别为英语和汉语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为调查对象，研究他们在私人交往中，当需要回绝别人的请求时所采用策略的异同。 根据文化差异，可以作出如下理论假设：中美两国的人在需要回绝别人请求的场合，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实施回绝这一言语行为。 Liao 和 Bresnahan设计了六个可以实施回绝这一言语行为的语境。 调查中，研究者着重调查两种交际关系因素。 1. 交际双方是否是家庭成员。 2. 交际双方的相对地位。 性别因素通过在抽样中各取一定数量的男女被试来调查。 调查的因变量是各类不同回绝策略的使用量或频数。 调查的被试是美国和台湾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共有570名中国被试和516名美国被试。 从两个或两个以上总体中同时选择样本，进行同一问题的研究，这称为“平行样本设计”（见维尔斯曼 1995/1997：207）。 每位被试只给上述六个语境中的一个，要求写下在这一语境中自己通常会说的话。如果被试感到不知如何回答，那么研究者会让他们在回答之前，先完成如下一张问卷。 上列问卷中基本上采用语义级差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来测量被试的态度，但同时也借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中的做法，在一对反义形容词前加了一个表示最高级的修饰语：完全“和”强烈“。 语义级差量表是采用一个或一组适用于描述调查项目的两级对立的反义形容词，两级之间一般分为七个级差，常用的两极对立的形容词有：满意、不满意；同意、反对等。 李克特量表通常分为五个等级点，各点之间的距离假定为相等的。常用的五个等级的回答有：完全同意、同意、中立、反对、强烈反对，等等。 结果统计与分析 研究者将被试在上述六个语境中所作的回答分门别类，加以归纳整理与统计。然后，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工具，比较与分析在所要研究的各自变量的内部类别中，因变量的分布是否呈现出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 在语境(a)的回答中，先用虚拟语态表示肯定然后回绝的表达方式，中美的被试都有人采用。但表达方式这一因变量的分布呈现出显著差异。 此外，还可以对不同语境中的使用情况作对比。 例如，研究者对比分析了中美被试在语境(e)和(f)中的回答。结果显示，不能回绝同学借25美元/500元台币的美国被试的百分比显著要比中国被试的高，相反，不能回绝妹妹借钱的中国被试的百分比显著要比美国被试高。 这一情况与在帮助地位高的人、向同学出借课堂笔记、接车给朋友等三个语境中发生的情况也不同。在那些语境中，中美被试不能回绝对方请求的百分比类似。 这似乎表明，中国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意识较美国人强。 此项研究的理论意义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分析中美被试采用回绝策略的异同，研究英汉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在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上的异同。 做好对比研究的关键是确保两种语言的调查问卷所描述的语境相同或相似。语境对应是定量语用对比研究的共同对比基础。 例如，学生有自己的汽车在美国较为普遍，在台湾可能少一些，因此，在语境(d)中，英汉语文本稍有不同。 英语文本是向“朋友”借车，目的是“到女朋友家去”，而在汉语文本中，是向“好朋友”借车，目的是“带全家外出郊游”。 如果调查大陆的回绝策略使用情况，由于学生有车还比较少见，因此这一语境不是很合适。 调查研究应结合语言学各领域中仍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进行调查对比，分析和讨论也应结合文献中其他研究者提出的一些主要理论与观点，加以验证、补充、修正，甚至提出新的理论与观点。 第十章 定量对比研究 Contents 10.1 定量对比研究的方法与研究设计 10.1.1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