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协商机制构建探讨_环境保护论文.docVIP

长江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协商机制构建探讨_环境保护论文 论文导读:：协商机制的构建是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不仅必要。 论文关键词：长江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商 协商机制的构建是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来看，构建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不仅必要，而且可有。 从必要性来看，各水事管理部门水事管理职责未厘清是设立国家水事管理协调平台的客观依据。除水利部和环境国家环保总局外，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中央其它涉水机构的水事管理职责。水事管理职责不清，水事管理势必混乱。既使法律明确了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各自的水事管理职责，也只是明确，并未有效划分各自的职责，造成职责重叠之处甚多，人为造成了混乱。阻碍了水事管理效率的提高。我国多龙治水也源于此。一是有必要理顺和界定各水事管理部门间的职责；二是在不改变现有的管理体制的情况下，有必要构建一个协调机构来协调水事管理部门的水事管理行为。 中央各部委职能重叠，长江流域也是如此。长江流域各省水事管理部门的水事管理职责与中央各水事管理部门的职责一样出现了重叠。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流域各省水事管理部门是相互独立的水事管理部门，互不隶属。在涉及到跨省界水事纠纷时，缺乏一个协调机构。目前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环境保护论文，其行政级别比各省行政级别低，既无法协调各省的水事管理行为，也无法协调与环境保护部门的水事管理行为。 从现有制度设计上来看，也需要构建一个协调机制。新《水法》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如何结合，就需要建立一个协调平台。来协调长江流域各行政单位与长委会的水事管理行为。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协调机制的构建有利于跨界水事管理。水事管理牵涉千家万户，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站。 从国外经验来看，水事管理多重视公众参与。上个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重大水事管理均通过沟通与协调实施，并且法制化，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决策权；日本的水事管理建有完善的公示与意见征询制度，公众可以否决日本国土资源部与建设省的水资源开发规划。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有多座水库建设计划因公众反对而取消。从国内经验来看，胡鞍钢曾提出用准市场和政治民主协商替代水管理的政府行为和指令性计划；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认为流域管理应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送审稿）》第十条也鼓励通过协调方式处理水事问题。[1] 长江流域已积累了一些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的经验，如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委员会和长江防汛指挥部，就是一个协调平台，各省市主要领导参与协调管理；民进中央2003年提议建立一体化的长江水资源管理体制等都为建立协调机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1] 一、国家水事管理协调平台。 国家成立水事管理协调机构是各流域成立协调机构的重要依据。国家水事协调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家协调平台负责处理中央各水事管理相关部门的协调，统一水事管理行为，减少部门间耗损，提高水事管理效率。其构成成员由中央各涉水管理部门组成，协调委员会主席由水利部部长兼任；副主席由相关水事管理部门的副职兼任。机构为非常设机构。日常事务由秘书处负责处理，秘书处设在水利部。委员构成具有广泛性，包括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农、林、地矿、能源、土地、交通等相关部门成员及水环境保护专家、各界代表等。 委员会下设两个分委员会，水资源开发利用分委员会（以水利部为主）和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国家环保总局为主），分管水质和水量。这样设置，主要是为了协调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保护工作。 其职责是水事管理咨询与协调，受国务院领导，通过相关立法授权环境保护论文，使其拥有一定的立法建议权，便于协调管理全国水资源。 协调主要包括：协调各相关部门水事管理规章、水事法律。对以前各部委出台的水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消除法律法规中存在的不协调之处。对今后各部委新制定水事法律法规进行协调，防止新水事法律法规中出现新的不协调。 协调监督国务院各部门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国务院涉水部门多，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协调平台协调各个部门间的水事管理是必要的。 协调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内各行政机构间的水事管理活动。长期以来，因流域管理机构职能职责不清，法律地位不高，在流域水事管理中与流域内各行政机构间的矛盾和冲突较大。因此，在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下，它应起到协调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内行政机构的水事管理活动的作用。 二、长江流域水事管理协调平台。 成立长江流域水事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