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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障碍与对策_性别主流化 论文导读:：向妇女赋权、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妇女工作机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性别预算产生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性别预算的开展是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的必然要求，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已具备一定的条件，然而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障碍依然存在。有效开展社会性别预算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政策体系，深化公共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积极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培训和宣传倡导工作，选择社会性别预算实施的重点领域等。 论文关键词：公共预算，社会性别预算，性别主流化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向妇女赋权、提高妇女地位、增加妇女工作机会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性别预算产生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性别预算是指在政府预算中充分考虑男女两性和弱势群体的不同需求，全面反映预算收支及其相关的公共政策对男女两性的共同影响，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制定公共政策中对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徐华，2010）。其目的是确保预算以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资源，满足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需求。从1984年世界上第一个性别预算在澳大利亚启动，1995年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行动纲领之后，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实行社会性别预算的热情不断高涨。目前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开展了社会性别预算分析，而且世界各国均承诺至2015年实施社会性别预算。 国外学者对社会性别预算的研究早于国摘要工具之一；崔斌、李卫平（2009）揭示了我国存在的健康性别不平等与政府卫生预算中如何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李真（2010）论述了社会性别预算和审计的关系。 二、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一）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理论依据 1、开展社会性别预算是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的必然要求。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承认在社会分配制度中存在不公正现象，主张通过变革，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与共同生产的道德的、知识的及经济的优点结合起来。穆勒的主张告诉我们：应更多考虑经济发展质量，在性别平等的和谐中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旧福利经济学认为，在边际效用递减的前提下，如果所用人的效用函数相同，国民收入由富人向穷人转移，可以增进社会总效用。同理可知：实现社会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合理配置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和最大化。阿玛蒂亚森将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由效用理论转向能力理论，森认为人的主观愿望与需求具有历史适应性，越是贫穷的人越容易满足，所以以效用的满足来判断福利是有缺陷的，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应该从效用主义转向能力主义性别主流化，人的主观能力是否发挥应该成为考察经济学、公共政策的基础。在分析社会公正时，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他或她认为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由森的观点可见：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只有摆脱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束缚，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能力，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而妇女自由可以通过提高她们受教育的程度，降低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增加她们的就业机会等来实现。 2、社会性别预算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财政是国家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中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就是民生财政。向民生倾斜，使公共财政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关系民生的公共领域，是建设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而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财政资金紧缺，更多地履行了社会职能、发展职能和经济职能，较多关注社会建设性硬指标，比如国防、经济公共设施、社会基础设施等，忽视了那些与民生发展关系紧密的教育、医疗等。在这种财政支付体制下，人民群众不能真正享受到国家改革的发展成果，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阻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建设的更大发展。财政向民生倾斜正是体现了公共财政所应具有的民生思维，是政府心系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而社会性别预算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着眼，对公共预算进行性别反映和敏感分析，发现预算对女性等相对弱势群体的收支状况，最终使财政支出向女性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弱势群体享受平等权利，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二）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开展社会性别预算有利于推动政府承担政治责任。从1985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及此后的联合国社发会议、人发会议、环境会议以及千年首脑会议,各国政府对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即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取得共识,对保护妇女人权和实现性别平等做出了政治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目标是逐渐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缩小性别差距,实现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推动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