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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略谈 【摘要】 佛教自汉代时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在隋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而，随着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五代动乱以及儒家学者的抵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了宋朝，儒家学者针对儒学地位的下降，开始重视儒家学说的“道统”思想的重新确立，思想上，对佛教进行的批判，政治上予以打击。然而，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佛教对理学体系的的确立以及发展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 宋明理学 佛教 道统 理学体系 作用 儒家学说早在汉武帝时期被立为中国思想界的正统学说。然而，随着佛道的兴起，儒家学说中简单的纲常论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宋明理学的兴起是思想史的一种必然的趋势。宋明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家学说，它吸收了佛道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佛教在理学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佛教在宋明理学形成中的作用 1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儒学和佛教的发展 儒家学说被立为正统之前并不是一帆风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站在君主利益角度解决问题的法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一直到秦王朝的灭亡。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尤其在秦嬴政时期更是经历了焚书坑儒的浩劫而一蹶不振。直到汉武帝时期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时的儒家学说才正式登上了中国思想史的舞台。然而，简单的“三纲五常”学说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才有了后来王弼、郭象等人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从而形成魏晋玄学。这也是对儒家学说发展方向的一个探索。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以儒为主干，佛道为两翼的政策，根据统治者的兴趣不断的调整三者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尊儒但不独尊儒。 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恰是佛教发展的一个有利时期。三国时期的曹操曾多次启用“不仁不孝”但有才能的人任官打破了汉朝时期以品行为基础的人才选拔制度，实际是对三纲五常的挑战。至嵇康倡导“非汤武而薄周礼”，标志着对儒学的批判达到一种新自觉。而玄学的兴起更是只追求玄远而不务实。此时佛教中的般若学说在魏晋盛行一时，初期它的弘扬者是支谦主要的经书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后来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都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道安不仅宣扬佛理更是把民族正统思想融入其中，认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几乎成为佛教的一大原则。帝王贵族及士大夫对佛教的推崇使佛教的传播更为兴盛，《高逸沙门传》谓：“元、明二帝，游心虚玄，托情道味。”佛教的发展与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是息息相关的，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士大夫阶层对“因缘”和“无我”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就是对当时佛教繁荣的体现。到了隋唐时期，国力的强盛思想的自由以及佛教较强的适应能力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统计，自隋天皇元年（581年）到唐贞元十六年（800年）约有僧俗译著者49人共出经籍传录491部。各种宗派基本都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如隋代有天台宗、三论宗；唐代华严宗、法相宗、禅宗、藏地佛教等。 二 佛教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影响 面对佛教的强烈攻势，儒家学者首先在思想上排斥佛教发起了振兴儒学的呼声。韩愈首当其冲提出儒学的“道统”学说甚至在文章《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试图以强硬的态度抵制佛教。宋代尤其在士大夫之中更是掀起了抵制佛教的狂潮，如欧阳修揭露佛教“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决，又有蚕食虫蠢之弊。”主要是针对佛教“出世论”的评判，突出忠孝仁义。其次在理论上发展儒学也称新理学。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通过发展理学的哲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儒学缺乏哲学体系的不足的缺点。然而就在宋代振兴儒学批判佛道的大环境下，许多士大夫都对佛教有所研究。以周敦颐为例，《宋元学案》记载“又谓周子与胡子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矣。”又如程颢“明道不废佛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佛语”他还自称“泛滥诸家出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换而言之，在理学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以佛教之长补儒学之不足。叶适曾对此作出准确的评论，“程张攻斥老佛之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注：《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2.1禅宗对心学的影响 禅宗是佛教的一支，在晚唐时期开始发展起来。它的核心思想主要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境”“悟”“空”认为：“道由心悟”“万法自心性生”（《坛经》宗宝本“一切法皆由心生”（五灯会元﹒卷三）“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 五灯会元﹒卷二）。心是万物的本体，所谓“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坛经》）佛不在“心外”佛就在本性之中，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怎样才能成佛就需要心灵的自省，通过“顿悟”的方式，让心灵变得空灵。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提出了如何能得“道”晚年时期他就提出了“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