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交通银行转型发展.ppt

新常态下交通银行转型发展 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 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特征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逻辑的体系 应该指出，新一届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习近平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三个周期 1979-1990年、1991-2001年以及2002-2011年这三个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分别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推动 下降阶段基本可认为是前期改革正效应减弱与外部冲击的叠加所致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三个周期的下行通道当中 （一）现有条件约束下潜在经济增速面临下行风险 资本回报率下降抬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成本 中国2009年单位GDP能耗基本高于其他经济体在1980年的能耗 （单位：千克能源/1000美元GDP） 1995年以来，国内能源产量已无法满足消费量，2011年,原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达到56%左右，万元GDP能耗仅下降2.01%，低于目标值3.5%，降低生产能耗阻力重重 钢铁、水泥、煤炭、造船及部分轻工业产能已严重过剩；公路、铁路通车总里程、电力装机容量等全球第二，电网规模、港口和集装箱吞吐量居首位；房地产投资挤占实体经济 长期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市场压抑民间投资、限制竞争创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计划性特征明显，产业升级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全球经济动荡再次倒逼政府投资，市场化步伐明显放缓，资源要素再度集中于政府，寻租活动频繁，市场效率进一步受损 未来我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将主要受制于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基建步伐减缓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的低下。 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有限 近二十年来中国就业人口增速持续下降 2013年左右，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结束多年的下降趋势开始回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过去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增长模式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将面临“断基”之威胁。 至2017年左右，15-64岁人口增长率将由正转负，就业人数也可能负增长。倘若负增长持续，短期内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技术、资本要素的补偿能力有限，经济增速将无法避免下行。 近二十年人力资本贡献率较80年代明显下降，原因之一是按回报设置的高等教育加权权重较低。表明过去增长动力以自然要素禀赋为主，知识创新型要素用武之地较少；长期将导致人才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缺失持久动力；当初始要素硬约束出现，增长必将下行 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开始趋弱 一国出口的全球占比难以超越12% 受全球金融危机后续影响，我国出口很难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且2011年末，我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10%，未来增长空间有限。 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持续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且部分发达国家已开始发展“新兴制造业”以恢复国内经济动力，未及时积累自主核心技术与创新品牌的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威胁。 要素约束致协同机制钝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 近几年较低增速的全要素生产率拖累潜在经济增长 近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速下降的原因之一，全球化红利趋弱等软约束与人口红利消失、能源资源环境恶化等硬约束显现，诸要素的初始协同机制有所钝化，后发优势减弱； 原因之二，前期在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等方面蓄能不足，遗留问题束缚了市场自我修复能力，从而当外部环境恶化，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唯有倒逼政府干预投资以保增长，从而大多数资源要素的配置流动仍然在政府主导的体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