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荷兰病”.doc

中国式“荷兰病” 一、“荷兰病” “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开发天然气而遭遇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 20世纪60年代，荷兰已是一个工业化和制成品出口国家。但随着天然气储备的发现，其国内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传统的机械制造和出口工业，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不过，荷兰病并不只出现在荷兰，后来的一些新开发了自然资源的国家（包括英国、挪威、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好像也感染了类似的经济症状。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 二、中国式的“荷兰病” 众所周知，在社会财富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管理技能等四种稀缺的基本要素中，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无疑拥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大发现和大开发一样，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荷兰病”，如产业结构低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下降、环境污染严重、地区间和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由于这种“荷兰病”与传统意义上的“荷兰病”产生的原因不同，当然，这种“荷兰病”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所以为了区别，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荷兰病”。 三、中国式“荷兰病”的原因和表现 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 外资的大量流入→ 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国际竞争力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加剧 → 最终拖累经济发展。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2007）指出，中国式的“荷兰病”源自大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所带来的持续而大量的出口盈余，并伴随着依旧被低估的货币汇率以及大量涌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一些投机性的证券投资资本。随着沿海省份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耗殆尽，这种“宣泄剩余”的活动开始转往内地，继续推动着整个投资热潮。 四、中国式“荷兰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支出效应 一方面，在繁荣的加工贸易和对外贸易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加速，几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到去年已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特别地，中国人均GDP也加速增长并成功地翻了一番多，显然，中国大力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收获了巨大财富，而由巨额财富诱发的支出效应已十分明显。 同时，我国物价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和粮食价格指数近年来出现了节节攀升的势头，以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上涨为特征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十分明显。 （二）资源转移效应 随着人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以及相关产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提高，中国也产生了显著的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大转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转移效应： 一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涌人中心城市以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 二是经营困难或者发展前景看淡的国有企业的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工程师等转入其他待遇更高、条件更好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作； 三是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