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笛与外国文学编译现象.docVIP

PAGE PAGE 1 邓笛与外国文学编译现象 　　摘要：本文针对邓笛编译的文章被大众传播媒介争相转载的现象，结合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对外国文学编译的存在原因及时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邓笛外国文学编译当代审美文化 　　我们在阅读国内的畅销期刊时，常会看到一些编译文章，编译者的名字中“邓笛”是最常见的名字之一。邓笛编译的文章主要是小故事，并通过这些小故事反映大人生和大智慧。他发表的编译文章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几乎可以将他与外国文学编译联系在一起，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谈论外国文学编译，就会自然地谈到编译者邓笛。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网络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面需求推波助澜般地争相转载邓笛编译的文章，从而使邓笛编译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译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笔者有幸与邓笛教授同事，能够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如园丁一样在外国文学的园地里精心耕作，苦心经营，坚持着自己那些或许有点不合时宜而总显出几分寂寞的文学理想和翻译理念。因此，研究邓笛编译现象，笔者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而且，笔者认为，对邓笛编译现象做评述工作，将有助于理解外国文学编译的特征，也有助于评估外国文学编译者们的文学地位和作用。 　　笔者发现，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之所以会受大众欢迎，是因为这些编译文章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文化交汇点上独特要求。一方面，它们满足了新时期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反转过来促成了编译主体的外国文学编译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之时，为什么这些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编译文章反而契合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头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我们对此用“外国文学编译”这样的专门术语来概括它呢？为什么那些更为准确把握原文的翻译作品并没有为读者所认同，甚至很难在报刊上发表呢？邓笛的编译文中有哪些独特的精神特质满足了这样一种审美需求呢？ 　　一、西方文学的东方化 　　邓笛的外国文学编译的特点是，在保持西方文学的基本韵味的同时，也契合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拘泥于西方文本，用直译的方式直接登陆中国文化语境，肯定无法找到其契合点；如果拘泥于中国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完全改变西方文学的本来面貌，则肯定无法实现接受主体新的审美心理的培育，只有既遵循了西方文学的文本世界，又把其纳入到中国文化语境，才能找寻到其契合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外国文学编译符合了这一现实的客观需求。最大限度地保持编译者既有的中国文化立场，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就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过程。依据原文文本使编译者只能在原文的基点上展开自己的东方化过程，他无法更改其文学叙事所规范的既定事实，这就保证了外国文学编译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质，使外国文学编译确保自我独立的文学品格，又不至于成为背离西方文学的信马由缰式的杜撰，这也是外国文学编译给接受主体以新的审美冲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爱不释手的重要缘由[1]。外国文学编译尽管是用中国话语建构起来的独立文本世界，但这一独立文本世界是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一个“新天地”；另外，外国文学编译显然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文本，而是经过自我文化心理结构的整合，也就是说，外国文学编译已经在编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纳入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尽管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编译文章可能误漏百出，但它们的中介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们为那些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打开了一片审美的“新天地”。编译者之所以没有直接进行翻译，而是以编译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加工，就是因为经过编译之后的译文更易被接受主体所接纳。外国文学编译后的文本带着乡土气息，符合本土的欣赏习惯，去除了洋化的别扭因素，根据中国人的审美需求毫不犹豫地在形式与内容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进行取舍。它们是嫁接杂交后的新物种，掺杂了新鲜血液，有着基因变异后的强大生命力，不时会散发出东方艺术的魅力。这些译文所具有的结合了当代文化的“非西非中”和“亦西亦中”的文化品格，使它们在当代这个特定历史坐标上获得了独立的中介价值。 　　外国文学编译打开的这个“新天地”既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原创文学的“新天地”，又是一个没有与中国文化绝缘的“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邓笛及其他编译者们还整合进了许多属于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这整合后的文本世界，在西化程度较深的接受主体那里，则会感到它和西方文学的本体世界相去甚远，甚至能够觉察出这些编译文章中存在的无意误译和有意增删等问题。这自然而然就会遭到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的否定。但是，有趣的是，邓笛本人就是英语专业人士，有着丰厚的英文功底，按理说，这种背景会使其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裂变，其翻译也就应该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西化倾向，但是邓笛的编译文在接受主体那里并没有产生既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