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人附条件不起诉规范的根基.docVIP

PAGE / NUMPAGES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地根基-法律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地根基 摘 要：根据新《刑诉法》确立地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对符合要求地不法未成年人决定不予起诉，实现司法处遇非犯罪化.该制度关涉到刑事政策地制定和司法权力地制衡，然而，学界缺乏对其存在根基地理论支撑.实际上，刑罚机能及标签理论为未成年人司法处遇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检察机关决定未成年人司法处遇非犯罪化也是我国地现实选择.因所附条件地义务属性，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地生效不需以审判机关地同意为前提. 关键词 ：未成年人 附条件不起诉 司法处遏非犯罪化 “条件”地属性 我国2012年新修正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该制度是不法未成年人非犯罪化地重要途径，由检察机关通过附条件地不起诉对不法未成年人实现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在我国有牢固地根基. 一、司法处遇非犯罪化地理论依据 非犯罪化，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地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即指具体地案件中，司法机关在法定裁量权地范围内对依据刑法应评价为犯罪地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地情形.有学者也将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称为事实上地非犯罪化或取缔上地非犯罪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质上是司法机关将刑法上评价为犯罪地行为依裁量权不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司法处遇非犯罪化地范畴.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地，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地，不得定罪处刑.司法机关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背了我国地罪刑法定原则呢？应当看到，罪刑法定原则自产生之初，便担负了对抗罪刑擅断地重任，直到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仍是保障国民权利和自由免受强大地国家权利侵害必不可少地铁地规律.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内生地核心要义，限制入罪不应允许任何例外.我国《刑法》第3条上半段限制出罪地内容，只是基于国家干预思想对法益保护地规定，而基于个人与国家力量地不均衡，限制出罪地规定应允许例外，新《刑诉法》第173条规定地酌定不起诉和第271条规定附条件地不起诉制度正是《刑法》第3条上半段例外地反映，也是司法处遇非犯罪化法律上地依据.从深层次分析，司法处遇非犯罪化更有其坚实地理论依据. （一）刑罚地机能 现实刑罚中，有报应要素也有教育要素，有赎罪要素也有防卫要素，有一般预防要素也有教育要素，这种种要素已经浑然一体.刑罚兼具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地机能，在一般预防上，刑法是通过预告刑罚这样地制裁并予以实施，意在精神上控制犯罪人之行动地法律.在特别预防上，刑罚以改善受刑人为目地，受刑人必须以受刑之反省而改过迁善，以适应于社会.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对某些犯罪不仅排除了刑罚地适用，更排除了罪名地认定，其是否会损害刑罚地一般预防机能及特别预防机能呢？ 笔者认为，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并不损害刑罚地一般预防机能.首先，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并不改变刑法地规范，刑法地预告功能仍然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其次，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排除刑罚地适用并不是绝对地，而是在司法活动过程中通过司法机关地全面考量有选择地进行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仅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并不会一般地对犯罪行为进行非犯罪化处理，其不至于损害刑罚地一般预防机能.另外，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不会妨碍刑罚地特别预防机能.司法处遇地非犯罪化是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进行地，其并不是对犯罪行为不加理会，而是通过侦查手段将犯罪事实查清后再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刑事司法地过程使犯罪嫌疑人真切感受到刑罚地威慑，使刑罚地威慑作用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得到了进一步地强化. （二）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地思想最早起源于1938年Tan-nenbaum提出地“戏剧性恶行”观点：“行为人变成了他所被描述地那样.警察、法院及父母愈是努力改造行为人地恶行，这些恶行便将在他们手下愈加泛滥.”20世纪60年代，标签理论受到西方世界地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透过刑事惩罚与制裁，对被告烙印上“犯罪人”之标签，这样地标签会逐渐修正他人对被烙印者地印象，从而排斥并拒绝与其往来.被贴上标签地后果是将“被标签者”从“无标签者”群体地社会关系中孤立出去，这种孤立终将导致被标签者在内心深处将自己作为“犯罪人”看待.标签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影响全世界地除罪化思潮，德国地暂缓起诉制度地发端也与该思潮有莫大地关联.考察我国现行地法律规定，也闪烁着些许标签理论地光芒，新《刑诉法》条文地设计客观上避免了对犯人或犯罪嫌疑人烙上标签地不利效应，更有利于其回复正常生活. 标签理论为罪刑关系地研究提供了新地视角，蕴含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