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社会是可悲的——延伸阅读谈物化.docVIP

第五讲 谈物化 公元一八四〇年左右，西方世界出现一种新的思想，我们笼统称之为左派思想，也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于平衡资本主义。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至今在哲学史上仍有地位。此外，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者如法国的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俄国的克鲁鲍特金（Peter Kropotkin）这一群人，也都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制衡人的物化？ 在他们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检查能力是：人不可以物化。意思是说，物质要发展没有错，可是人还是要做主人，不可以为物所役。你买车子、买房子都没有错，可是不要到最后变成车奴、房奴，变成你在养他，而不是他让你幸福。 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是生产经济很蓬勃的时期，因为最早发现铁的人，犁田的速度加快许多，自然生产量暴增，所以就出现大的商户，如吕不韦，他可以把《吕氏春秋》公告在城墙上说“一字千金”，谁能更动一个字，就给他一千两的黄金，这种气派，到今天也很少有。 就在物化的环境中，刺激了哲学家的出现，如老子、庄子、孔子，他们面对社会物化的现象，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譬如老子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太多声音，耳朵就会“聋掉”。 又譬如墨子提出“兼爱”，要求如果想要拥有某样东西，要问别人是不是也有，不要一个人很富有，其他人却是“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物化的环境中，刺激了诸子百家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出现，形成一种思想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是有好处的，像墨子、孔子周游列国，因为他们要到一个他们可以讲话的地方去讲，商鞅也不是秦国人，他们跑去秦国讲他们可以被接纳的哲学系统。 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可以产生一个好的思想上的制衡。现在呢？ 我想，我并不担心我们要面对台湾这么一个高度物化的现象，我担心的是没有一个力量出来制衡？ 或者是说，为了刺激商业、财团、企业或者商人在进行物化的工作，那么教育界、学术界是不是应该要扮演一股清流，出现像老子、庄子这样的人？ 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些应该产生老子、庄子的知识殿堂也被物化时，才是最恐怖的事。 在法国，学术界在社会物化的过程中一直是扮演清流的角色。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在一八七〇年左右曾经逃亡到伦敦，因为它支持的社会主义党巴黎公社，遭到法国政府的镇压。这是社会精英分子以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去对抗资本主义的例子。但在台湾，我真的很怀疑，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是不是也一起在物化中？ 知识分子应把持的价值 我们的文化有这么深厚的哲学底子，仍难逃被物化的命运，我想，也许是商业太厉害了，厉害到已经渗入校园。我在大学里面，看到教授讲的话，学生办的活动，其实都是非常商业化的。 第一讲曾经提到，我帮朋友代课三个星期，课后和学生聊天，学生告诉我一个刚从美国拿了硕士回来的老师，上课时两只手机轮流响。我听到这样的话，对照那位为了买手机而抢劫的学生，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在大学教书的老师，难道不会在上课时请学生关机吗？为什么自己却是两只手机轮流响，还被学生当做笑话在校园里流传。老师很忙，忙什么？忙赚钱，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教学生吗？ 如果我们觉得大学生抢钱去买手机令人错愕的话，那么更该错愕为什么会有在课堂上讲手机的老师。 我自己在上课时，即使只是代课，都会跟学生说：如果你们的手机响了，我就不要代课了。这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尤其是追求知识时更应该共同遵守。当老师在课堂上讲手机，而且是两只手机轮流讲，并被学生传为笑谈时，这个教育系统一定是有问题了。 又譬如台湾的建筑系，会鼓励学生到建筑事务所打工，工作到没日没夜，学校的功课可以不做，因为这些老师本身就是建筑事务所来的。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加入社会的赚钱行列中来，他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你可以去看看法国建筑系的学生，他很可能在思考五十年后法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建筑物，他不是关心当前商业的消费，他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在建筑史上有所突破。 同样是欲望，法国建筑系的学生要的是一种名誉的、清高的渴望，而我们学生却是想着如何在毕业以前就把钱赚饱。建筑系学生如此，信息系的学生也是，他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设计出一个程序，引导一场计算机革命，而不是赶快发展一种软件在光华商场里卖钱，或是毕业后要进入哪一家大公司当工程师。 如果我们的思维是困在消费形态中，整个大学体制就会垮掉。 我很幸运，教导我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如俞大纲先生、陈映真先生，他们的道德人品非常高尚，让我受益很多；他们没有被物化，他们对社会有自己的良心，他们把知识分子应该把持到最后关口的价值留在身上。 祭祀繁荣经济的动物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商界也非常需要人文的东西，今天很多有见识的大企业家都已经后悔当初提出“科技导航”的观念，他们认为过分强调科技发展，让台湾因此变成没有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