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当前，我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如就业不畅、报酬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社会歧视、教育培训缺乏等等，必须引起政府、农村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创造条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现代性社会的有效路径，推动这一群体的现代性培育进程，实现我县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县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我县共有在外务工的农村人员25824人，其中30岁以下的有8726人，占总人数的3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876 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的有3252人，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有4598人；在30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中，女性有2171人，占25%。 二、我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整体上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工资待遇低带来的生存困境、制度性歧视带来的发展困境、对农民的身份缺少认同感导致未来方向不明以及劳资关系失衡、失去话语权等等。总体而言，我县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特征： 　　1、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市民化”信心得到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致都处于25至30周岁之间，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并且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自信心、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以及个人效能感”等现代性素质的形成。团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有3．8%，而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有56．1%的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但有22．9%的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普通打工者，而不是农民工。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更强的自信心的表现，是群体现代性彰现出的重要内容之一。 2、乡土依念情结逐渐淡化，城市归属感不断增强。我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绝大部分是从“校门”到“社会门”，没有务农经历，还有一部分是随着父辈进城，本身就出生在城市，他们与乡村的联系已经仅仅维系于传统的家庭亲情，对农村土地、传统乡村文化没有留念，对城市现代生活充满着强烈向往，这种“向往”是一种“向上”流动的渴求，本身就预示着一种现代性内涵；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乡土依念情结的淡化，来自于他们城镇流动中对城市现代生活的体验和深切的感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成长、生活、务工以及流动经历，有助于他们的个人现代性的培养，并增加他们的自我依赖感和自我效能感。 3、寻求更好发展，物质要求和价值追求逐步提升。在我县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转移行为中，更多的要求“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和身份转变”三者的同步实现。地域转移是指农民工的空间变化，职业转换是指农民工谋生手段的变化，随着农民工进城行为，这两者都得到了实现，只有身份转变不能得到实现，身份转变就是由“村民”变“市民”的要求，这一直是制约农民工城镇融入的核心障碍因素，也是农民工城镇转移中最难实现的诉求。新生代农民工转移行为“发展理性”动因，要求这三者同步实现，自身就包含着强烈的现代性因子，是对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动因传统“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现代升华，同时，实现“发展理性”的要求，更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素质培育自我强化意识。 　　三、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因素分析 　　农民工城市务工、生活境遇的不断改善为农民工现代性的培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制约农民工现代性培育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民工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三低”、“三难”：低报酬、低福利、低保障，平等就业难、权利维护难、发展提升难，“三低”“三难”状况仍然困绕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和现代素质的培育。就我县来说 　 （一） 经济方面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县外出农民工的收入报酬超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过长、劳动环境恶劣、非正规就业造成的权利缺乏保障、与城市正规就业产业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劳、同工不同权”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歧视等，成为农民工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这些方面有所改进，但远没有彻底改观。目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这一群体融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因素。 　　（二） 政治方面的因素 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两大区域之外，成为“双重”“边缘人”现象，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其较强烈的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社会的意愿，更使他们既不愿回到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成为“悬空的一代”、“漂泊的一代”、“失落了家乡的一代”、“无根的一代”。这样的生存状态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正当权利诉求无法妥当实现、民主参与渠道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合理表达。这些问题和不足，随着农民工“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