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在酒楼上.docVIP

（一）鲁迅的《在酒楼上》、《铸剑》 《在酒楼上》收入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中。《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把握鲁迅小说的高度成功，可以用鲁迅自己的两句话：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前一句指独持的题材与思想发现，后一句指小说结构模式与形式手法的创新。 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思想发现及推动其写作情感心理的“忧愤深广”。鲁迅观察与表现的视角是独特的，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鲁迅小说中常见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前者如《铸剑》的后半部分，就含有鲁迅所要表现的麻木愚昧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对于“启蒙”的无奈质疑。后一种模式可以《在酒楼上》为例，探讨其中内蕴的“反抗绝望”（对绝望的反抗，没有绝望、不能绝望、又思新的追求）的哲学和生命体验。要注意透过情节结构模式看到鲁迅独特的眼光，既要考虑到通常的从社会批评所达至的意义层面，又要深入一步，充分体验鲁迅观察人生社会的深刻感受。 所谓“格式的特别”，是指鲁迅小说在形式手法方面的创造性。如《狂人日记》中的两重叙述角度及与此相关的反讽的结构。《孔乙已》外在喜剧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在酒楼上》作者主体的渗入以及通过人物“对话”关系所形成的互相驳难的性质，都可以作为考察鲁迅小说的创造性与先锋性的依据。以上两个要点都有难度，必须结合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尊重自己的阅读体验，又注意从理论上解说这种体验的原由。 思考题： 1、鲁迅的《在酒楼上》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请经合作品，论析叙述者“我”与主人公吕纬甫对话的多重含义。 提示：首无需要明确“我”、吕纬甫和作者三者的关系：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不是简单的旁观者，而是独立的角色。“我”不但对作品的环境氛围和抒情基调承担着极大的作用，而且自身就融入到小说情节中，和主人公吕纬甫构成对白的关系，甚至成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偶式人物。他们的对话背后，正隐藏着一个作者鲁迅，包括20年代中期鲁迅内心深处的冲突。 再看多重含义： ① “五四”式的启蒙主义主流话语。吕纬甫是鲁迅反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而小说叙事者“我”则更多地代表了鲁迅的立场，“我”对吕纬甫在“五四”落潮期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颓废状态采取的是审视和批判的态度。而吕纬甫也在见证着自己当年革命热情的同路人——叙事者“我”的面前表现着一种自省式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在小说中坚持的是“五四”式的启蒙主义主流话语，吕纬甫的声音是作者力图压抑甚至摆脱的声音。也就是对革命落朝期便消沉，又回到原处的知识分子的否定与驳难，这是历来评价这篇小主题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 ② 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 有人说：“《在酒楼上》是鲁迅最个人化的一篇小说。”小说中吕纬甫详细地讲了“迁坟”、“送花”两个故事。为什么鲁迅要花大力气不厌其烦地讲这两个故事？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显示表现吕纬甫的“颓唐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的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我们猜测，《在酒楼上》有可能是鲁迅最个人化的一篇小说，吕纬甫所做的两件事可能是鲁迅所真正激赏的带有鲜明鲁迅特征的事情，让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光芒。如掘墓迁坟的故事，在鲁迅这里，“坟”是过去生命的见征，坟中沉埋的是生命记忆，而挖坟的行为则表征着对已逝生命的追求。据周作人回忆，《在酒楼上》写到的为小兄弟迁葬，就取自作者自己的经历。因此，吕纬甫的身上有鲁迅的影子的。如果对照鲁迅的经验和感受，我们也会觉得：吕纬甫内心那种对母亲、对于传统道德的妥协，那种面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所形成的颓唐而又自责的心态，也是鲁迅自己曾经有过的。 ③“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的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解读这个关键环节，是对小说进行诗学范畴的初步归纳与提升，也是对小说的更深层语义的昭示。《在酒楼上》中叙事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复调关系，是鲁迅小说的一种文本形式。由于叙事者“我”的存在，吕纬甫的故事便被置于叙事者再度讲述的更大的叙事框架中。吕纬甫的故事便成为以“我”为中介的故事。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小说的更深层的语义正由这种对话关系所昭示。“我”与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的两种声音的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这种辩难性正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在小说文本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