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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史话】 抗战时期的重庆消防队 2010年7月17日，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从北欧芬兰购置的一辆价值1800万元的78米登高平台消防车正式投入使用。该车使得重庆消防对高层建筑的救援高度由原来的54米18层楼提高到78米26层楼的水平，加大了高层建筑的救援力度。今年又要购置全球最大的直升飞机，该飞机一次可载水13吨，洒水面积可达600平方米，还可搭乘80名全副武装的专业消防人员，一旦在边远地区或人力难以到达的区域发生森林火灾，可空降消防人员，在火势未蔓延开时控制住火情。 上个世纪30年代，重庆全部消防设备只有2架18米（60英尺）的升降梯和六七辆老式消防车，此外，就是扯梯、沙铲、撩钩、斧头、水桶之类，要完成灭火任务只能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因此消防救火工作主要依靠人力。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面临法西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消防队员们利用简陋的消防设备，用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新的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不屈不挠的消防壮歌，铸就了一座永恒的历史丰碑！ 据《重庆防空志》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里，日寇飞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给山城军民及房屋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由于重庆的积极防空能力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日机对首都的轰炸，在反轰炸斗争中，消极防空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抗击日寇飞机对重庆进行的一系列“地毯式轰炸”、“无区别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重庆市建立了一支8000余人的消防队伍，成员由消防警察和义勇消防人员组成。义勇消防队员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志愿者”，他们平时是生意人、公司小职员、是力夫、是大学生，一旦发生火情，他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时时刻刻战斗在灭火抢险第一线。 为了弥补消防器材的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轻便的“洋龙”。这是一种人工手摇式简易机械灭火器，将水装入水箱，人力抽动水枪射出。在投入使用时，因山城坡陡街巷崎岖狭窄，靠轮子转动的“洋龙”无法推着爬坡上坎，只有将火龙的轮子去掉，请“洋龙”坐上滑竿，由队员抬着奔赴火场。以免因行动迟缓耽误了灭火时机。【右上图为：日机轰炸重庆城区冒起的滚滚浓烟。】 除了喷射水源，另外就普遍采用投掷沙包灭火。1940年8月20日，蒋介石亲笔书写了一条“消防手令”：“如救火徒恃水量恐不济事，应设法多备沙包……此种沙包应分备堆置于市内重要地点，在尚未被炸区域内分几个单位，如东西南北中各个单位堆储…… 但沙包小数无济于事，必竭力设法，由市政府及各机关甚至到外县多方收买，多费几钱不妨也。”这一纸当时最高军政长官的手令足以见证当年重庆消防设备的尴尬。 由于自来水也经常被炸断，市民百姓众志成城，主动援助，实行人海战术，自发而熟练地用脸盆、水桶、沙袋组成一条条水龙沙龙进行扑救，有效地控制火焰蔓延。 经过无数次锤炼，重庆消防的灭火技能进一步提高，除抗战初期的大火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余大多数火灾都能很快扑灭，使受灾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为抗击日寇对重庆无休止的大轰炸，维护战时首都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年月重庆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日机轰炸时每次都投下大量的烧夷弹，使繁华市区变成一片火海，日本强盗企图以炸弹和火魔，摧毁重庆人民的抗战意志。尽管烈火肆虐，吞噬街市，余烬热浪，煎灼烤炙，抗战军民扑灭大火的意志始终坚如钢铁。在抢险救灾中，他们奔走于弹雨之下，驰骋于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每次日机袭渝，投弹甫毕，哪里出现火情，消防队员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哪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消防工作，直到大火扑灭为止，使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 1940年4月，宋庆龄刚住在两路口新村的黄园安顿下来。傍晚即遭受日机空袭，炮弹命中了她房屋左侧的木房，霎时间燃起熊熊大火。巨大的火头凭借风势向宋庆龄居住的房屋蔓延，周围皆是夹壁墙，见火就着，烈焰熊熊，无情地吞噬着街道边的幢幢房屋，任凭义勇消防队用水龙拼命喷射水柱，火势仍不衰减。消防队员们只得狠心拆除了邻近的两幢木屋，确保了宋庆龄住房安然无恙。使她第二天如期赶到国际广播电台，与宋霭龄、宋美龄一道，同台对外广播，用华语和英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狂轰滥炸重庆的滔天罪行。 重庆新闻界对于敌机轰炸后惨绝人寰的景象和我军民的反轰炸斗争作了全面及时的报道，1940年6月13日《新民报》报道： “敌机昨天狂炸市区，他还带着无数的慢性炸弹（定时炸弹），每经过一条街，可以看到‘此地炸弹未炸’等字样。……防护人员奋不顾身扑救火焰。在XX街的大火中，我们看见救火员英勇负伤，可是他们还是拼命的在干着。防护团和救护人员在未‘解除’早已出动，在XXX的防空洞被塌下，他们在敌机临头下频频出动，终于在20分钟内将所有人员一律救出。”【左上图为：日军轰炸重庆。】 《新华日报》写道：“敌机滥炸重庆市区，投下巨量之烧夷弹，唯灾情并不惨重，其所以然者，战时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