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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挑战人性，利益相关者监督才是最有效的监督 　　托约·邓宁有句话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因而今天非常有名。事实上，它赤裸裸地揭露了，设置不同参量的利益，会对人性的底线形成不同级别的挑战： 　　“资本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句话用在“学生营养餐”事件中再合适不过了。 　　一、营养餐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2011年，政府为了帮助贫困农村义务教育学童填饱肚子、改善营养，拨出一笔资金。按照国家设计的参量，全国应该有22个省份、699个试点县2600万名学生，每天得到4元的餐补。而国家每年支付的补贴总额高达160亿。因此专门在教育部成立了领导小组推行，这应该算是天大的好事了。 　　但是，教育部官员们渐渐认识到，让小学生们吃上营养餐简直就是“时代难题”。 　　为什么呢?那就是后来全国许多个乡县接二连三、大面积地出现“克扣营养餐丑闻”。比如，网友公布的河南某校一段视频，食堂墙壁上明明贴着伙食标准，是鸡、包菜、蒜薹、西葫芦四样，可所有学生排队打的却只有素面，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在另外许多类似事件中，有的学校直接把给学生补助砍半，每人发2元钱，剩下的钱则不知去向;还有的学校给学生们提供发霉变质的食品，甚至长蛆的食品，导致学生腹泻、食物中毒等等。 有人统计过，这些克扣营养餐的行径，平均“利润率“竟然达到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2%，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50~80亿元的营养餐被相关人员“偷吃”，不可不谓疯狂。 　　这就到了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的地步。 　　二、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先得找到责任主体是谁? 　　常常看到一种简明的问题分析逻辑：即谁出问题谁就是最大责任主体。 　　从这种逻辑出发，能够得出很多观点，但这些观点对不对呢?还要另说。 　　有的人说最大的问题是供餐企业，供餐企业给了校长好处，把校长拉下水;有人说主要责任人是校长，因为校长先贪腐了，供餐企业难为无米之炊;还有人说，这两方小角色其实半斤八两，主要的责任应该归到上一级的政府监督部门。 　　可政府其实已经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后来又增补了许多细则，很多条款细化到了供餐企业的采购、贮存、供应、财务等等，但同样的问题还是屡禁不止。 　　因此，从表面上看，政府、校方、供餐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都有问题，而且问题大小不分伯仲。那么，如果把这个利益链条上出问题的人通通换掉，能保证新上来的人不出问题吗?实话实说很难。 　　既然换人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那么还能说，问题出在校方、供餐企业或者政府这些人的头上吗? 　　因此，这些人都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结构本身。 　　供餐企业的利润，来自160亿元的营养餐补贴，这个金额虽然庞大，但是摊到每名学生只剩4元，但就目前的物价水平，这个补贴的参量设置必然导致供餐企业的利润不会很高，为了保证可观的利润，就只能从学生口粮的克扣上下功夫。这就形成了一对零和博弈。 　　根据我们前面引用的托约·邓宁观点，资本，你不可能要求人家不赚钱，只赔钱。这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人性”使然。 　　如果改变机制的参量，即适当提高政府补贴金额，使供餐企业不用克扣食材也能保证可观的利润，那么供餐企业在依法赚取可观利润，和非法牟取暴利而被处罚之间权衡，就不会轻易冒风险。 但是，在参量设置无法变动的情况下，在这种零和博弈结构下，供餐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和增长，就必须对食品降标准，为了明目张胆地降标准，就必须先把校长拉下水，校长为了应付上级监管也必须上下其手。 　　所以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它的内在根源，是机制矛盾冲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三、常规做法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等等，我们来对比以下几种监督方式有何利弊。 　　1、前面说过的政府官员监督行不行，为什么不行? 　　政府官员的管理监督是相当耗费资源的，首先公务员的工资都不低。而我们为了管理好市场，设置了很多管理人员，为了管好管理人员，避免管理者贪污腐败，又设置了监察机构，为了管好监察机构，又要在监察机构上再设“中纪委”，一层层的管理不仅效果不明显，反而管理成本在不断增加。 这样一来，简单的问题变成了复杂的问题。开头我们说过，机制设计的四大原则，其中一条是简单。从这方面讲，政府监督的方案已经可以排除了。 　　2、那群众监督行不行? 　　我们知道，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监督也是要花费时间的，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多闲人，他们到处去捉，到处去查。因此群众监督非常高效。 　　可现在市场经济时代，闲人不多了;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一定是每个人为了赚钱，最后把所有时间、精力都用进去了。因此，闲人越来越少，所以群众监督的客观条件被破坏了。 　　此外，群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