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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对生育的影响探究 －发展经济学的视角 内容摘要:经济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础，经济对人口的作用往往首先通过收入对生育的影响来实现。收入与生育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收入的水平及其变化，可以预测一国或地区的生育将会如何变化，也有利于深化能否把收入作为社会控制量进行评价的认识。 关键词:收入、生育、成本、效用、伊斯特林假说 经济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础。在现代社会，经济对人口的作用和影响，往往首先通过收入对生育的影响来实现，进而影响整个人口过程。研究收入与生育的关系，是未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收入的水平及其变化，可以预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收入和经济条件变化时生育将会如何变化；同时，这也有利于深化人们能否把收入作为社会控制变量进行评价的认识。 问题的提出 国内研究机构曾于2007 年在上海市闵行区就成年独生子女的婚育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与较低收入者相比，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几乎所有调查年龄段（23-33 周岁）的较高收入者生育意愿都相对较高；尤其是较高收入的已婚育龄夫妇，计划外的生育意愿偏高。调查发现，在不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家庭中，计划外生育意愿偏高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一是白领阶层；二是人才引进家庭；三是“单独”①家庭②。在既往研究中，计划外生育意愿偏高或在实际中超生的群体一般收入较低、社会地位也较低，收入较高者、教育程度较高者和社会地位较高者的生育率一向在低谷徘徊。而今，较高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逐步升高，是放松生育政策后的补偿性生育还是又一次生育转变的征兆？ 总之，这一新现象值得关注。 （一）群体现象非个体现象 与“名人富人超生”这一焦点问题不同，较高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有所升高不是个案，而是普遍性意向，因此要将其纳入人口学的研究范畴进行解释。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调查发现，年收入在2 万以下的较低收入者，由于经济压力所限，近6 成都倾向于生育1 个孩子；对于年收入在2-4 万的中等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比年收入2 万以下的低收入者提高了10 个左右的百分点；年收入5-10 万的较高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达46.5%；而年收入10 万以上的高收入者，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则高达86.7%。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收入者的理想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性显著。 无独有偶，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闵行课题中，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最近发布的调查结果表明，白领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1.7 个， 但其群体内部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生育意愿较低，甚至愿意成为丁克家庭；但另一部分白领则表示想要多生，至少要有两个孩。 （二）以刚性需求居多 在本次闵行调查中，基层人口计生干部反映，较高收入家庭不仅计划外生育的意愿较强，而且在超生的群体中也占据一定比例。由生育意愿到实施生育行为，中间尚有数个博弈过程。这类家庭一般都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较强的理性判断能力，由生育意愿到实施生育行为是其理性判决后的结果，即超生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为此可以付出高额社会抚养费、接受各种行政处罚、夫妻自身的可支配时间等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可见，这样的夫妻对 孩子的需求是刚性的。 二、伊斯特林假说 （一）伊斯特林假说概要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除了著有《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外，在人口学上另一杰出贡献是伊斯特林相对期群规模/相对收入假说（Easterlin relative cohort size Hypothesis or relativeincome hypothesis）。这套假说基于这样一个理念：生育率并不完全只是个人财富的反馈，而与人们惯常的经济状况联系更紧密。伊斯特林认为，在童年晚期经历的生活水平是人们成年后评估其生活水平的依据。如果人们预感到将有的生活水准达不到孩童时习惯的生活标准，则有可能推迟结婚或至少推迟养育孩子。相反，如果人们成年后的收入能轻松达到童年晚期的生活水准，他们就可能更早结婚和拥有更多孩子。 这时，孩子被作为定额外的支出（定额外的意思是超过必须的，要求的或渴望的）吸收收入超出部分或期望与现实收入间的差额。伊斯特林阐述了一个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变紧密结合的模型，经济转变导致了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又反过来导致了经济转变。这一现象发生在人口转型期，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尚未变动的转型初期，由于年轻人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高，导致年轻人的平均工资降低，这使年轻人在家庭规模和物质财富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是生育率变动的一个转折点，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和家庭规模至此改变。 （二）伊斯特林假说发展过程 伊斯特林相对收入假说最初成形于1961 年，最初他试图从绝对收入和生育行为的关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