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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巨变——文化变革的大背景 随着各国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贵族的宗法制度到春秋中叶开始全面崩坏。《左传•昭公三年》，叔向在与晏子互述国内情况时，论及晋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室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 唯羊舌氏在而已。”有如此之多的贵族落泊，可见政局动荡之厉害。晏子也说齐国“此季世也”。由此看来，各国情况都相类似。许多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剥夺地位与财产，或出逃外国，或“降在皂隶”。许多贵族由于亲属关系的疏远已自然没落。这样，贵族宗法制度得以实行的社会基础在逐步消亡对于贵族来讲，春秋后期开始出现独立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观念，应大致不错。这样，许多贵族开始脱离宗法制度的庇荫与束缚，以个人身份或家庭名义去社会上闯荡。越国大夫范蠡想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毅然辞官，去陶邑经商而三致千金，名扬天下。如在宗法制盛行年代，一国大夫以个人家庭的名义，去辞官经商，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孔子出身宋国没落贵族，春秋后期孤身在社会上奋斗，“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后开办私学招收弟子，游说君主，一生坎坷。再如齐国田单，乃“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单为临淄市椽，不见知”。所谓“疏属”，应是田氏贵族中某一分支，而“市椽”只为管理市场之小吏，地位很低。可见没落贵族地位已等于平民，为了谋生，什么活都得干。 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干起粗活；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  士的兴起 士阶层队伍的迅速扩大 春秋时期，由于宗法制度、世卿制度尚存，破格用士在 各国并不普遍。即使有，大多数的士都是公职的，社会上可 供士占据的位置是有限的，士阶层的人数基本上是固定的。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上涌 现出大批的知识分子。以前曾经有公职的大夫失去官职后， 地位下降，但称作士。后来通过学习掌握了文化知识和某 种技能的人无论有无公职，也不管职位高低，也都称作士。 于是士就由低级官吏逐渐变成一般知识分子的统称。由于 这些知识分子有才学、胆识和智谋，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 特别重视和礼遇，礼贤下士、选贤任能蔚然成风。这种社会 风气客观上又促使更多的人去发愤读书，以期得到统治者 的重用。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大为盛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战国 四大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 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三千人以上，这些士人在维护 主人、以及国家的利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士的地 位越发显得重要，各式各样的人都以士自居，并自觉地加入 了士的行列，这不仅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也使士阶层的成 分更加复杂。 范文澜先生曾将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为学士， 诸如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专门家， 著书立说、议论政事，在文化上作出巨大贡献；一类为策士， 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词驰骋诸侯，猎取富贵； 一类为方士或术士，其中有为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 技艺等学科之专门家，在文化上亦作出相应之贡献；一类为 占卜、占梦、种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之食客。最后一类，数 量大、流品杂，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范科奸人、屠 夫赌棍、市井无赖，所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 心和骨干的庞大社会群体，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士阶层。 士的身份变化 “士”在古代主要指战士，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需要逐步转化为文士。社会中这一知识阶层人数的大增，使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取得灿烂的成就。一些原来属于贵族的士人，开始将许多上层文化传向基层，“由于孔子‘有教无类’，他遂将古代贵族所独占的诗书礼乐传播到民间”。其他各阶层出身的士人都开始建立和宣传各自的学说、主张，从而造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当贵族政治衰落之时，各国君主和大臣养士成风，并起用士人辅政为官，士人在各国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战国时期各国政治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挑选什么样得力的士人辅政的竞赛。“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各国便从西周的旧贵族政治转向了君主与士人（或军功官僚）联合的政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政策的不稳定，使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统治显出一定的松弛。也使各类士人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当时最为明显的社会特点是：“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这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