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明(2151070205)法律论证的兴起.ppt

法律论证的兴起 ——由明希豪森三重困境谈起 杨明明（2151070205） 明希豪森三重困境 18世纪德国汉诺威有一乡绅名叫明希豪森早年曾在俄罗斯、土耳其参与过战争。退役后为家乡父老讲述其当兵、狩猎和运动时的一些逸闻趣事，从而名噪一时。后出版一部故事集《明希豪森男爵的奇遇》，其中有一则故事讲到：他有一次行游时不幸掉进一个泥潭，四周旁无所依，于是其用力抓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泥潭中拉了出来。这个故事被德国当代批判理性主义法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藉用来批判启蒙时期的两个传统哲学，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阿尔伯特看来，任何科学的命题都可能遇到“为什么”之无穷追问的挑战。这个过程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出现下面三种结果：第一，无穷地递归（无限倒退），以至无法确立任何论证的根基；第二，在相互支持的论点（论据）之间进行循环论证；第三，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论证过程。这三种结果就被阿尔伯特称为“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ünchhausen-Trilemma）[1]。 古希腊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用一个三难推理来证明神的不存在。他说：我们应该承认，神是愿意但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有能力而不愿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既有能力而又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如果神愿意、而没能力除掉的世间的丑恶，那末，它就不算是万能的，而这种无能为力，是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的世间的丑恶，那么，这就证明了它的恶意，而这种恶意也同样是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愿意而且有能力除掉的世间的丑恶（这是唯一能适合神的本性的一种假定），那末，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世间还有丑恶呢？由于在这个三难推理中概括尽了一切关于神的解释的可能性，因此结论只能是：神根本不存在。对于这个三难推理，有神论者是很难反驳的。 当然，第二个推理也明显是有重大缺陷的：“神……有能力而不愿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这就证明了它的恶意，而这种恶意也同样是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伊壁鸠鲁论证的前提是：世间丑恶是客观存在的，论证的方式是：神有能力除恶而没有除恶（至少截至伊壁鸠鲁论证之时没有这样做），因此事恶意的、与神的本性矛盾。这一论证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由于世事的繁杂，以及时间的无限性（从目前来看），按照因果论，谁也无法确定地讲：人类每时每刻所亲历的一件件具体的“丑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中，仍然是一种“丑恶”、而非“正直”。第二，仍然是由于时间的无限性、人类历史尚未终结的客观现实，神在现在没有除尽丑恶，不代表神就是恶意的，有句俗语，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很多所谓的“丑恶”，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发展变换，要么消除，要么不再被认为是“丑恶”。因此，只要没到盖棺定论那一天，当下的丑恶未除，不能证成神的恶意。 法律论证的兴起 司法判决如何获得正当性依据一直是西方法哲学讨论的主题，由于深受三权分立原则的影响, 严格依法裁判的观念在司法领域中占据着统治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 立法者的任务是制定清晰明确的法律规范，而裁判者不应具有自由裁量权，其任务仅仅是将立法者已经制定好的清晰而明确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即可。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那些“疑难的案件”的裁判中,裁判者并不能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简单的从一般的法律规则与当前的具体案件事实之中仅依靠遵守逻辑规则就机械的演绎出裁决,以司法三段论为代表的传统推理形式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理论家们关心的问题远不止于判决是否有法律依据，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判决的法律依据能否经得起道德哲学关于正当性标准的检验，以及标准本身能否经得起进一步的追问，尤其是，当不同判决方案所依据的正当性标准发生冲突时，又如何根据更高的正当性标准来决定取舍。理论家们认识到，如果对一个判决方案刨根问底，那么就会“明希豪森三重困境”——或者出现循环论证，或者遭遇无穷递退，或者论证过程戛然而止。在此种情况下,法律裁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法律论证理论正是在此种情况之下应运而生的。 法律论证理论一方面承认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也承认当普遍性的法律与现实案件遭遇之后,法官究竟选择哪一个规则是可以争论的,或者说法律规则在具体化为判决的标准时,其意义相对来说是处在流动之中的,有待法律人经过解释论证加以确定。一般认为，制定法规则或判例法规则很难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 法官必须通过解释方式应对当下案件，法官实际上拥有更大的权力——法律解释权或说自由裁量权，但似乎他们的这种权力不应是任意的，为防止司法专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说明理由。 在此情况下， 法律论证理论应运而生，具体说来其兴起的现实原因有以下几点： 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 法官在做出裁判的过程中不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