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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候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 　　 □徐水安 龚六堂 李正友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其评选标准与其他五大奖项(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相同。 　　经济学奖候选人由具备提名权的个人推荐。特别需要说明，全世界(包括中国)各著名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和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均有被邀请提名的可能。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决定。 　　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奖始，33年来已有49位大师荣登金榜，他们都对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并非所有对经济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都已荣膺殊荣，他们还在苦候。8月12日，本版介绍了最有希望获奖的激励理论之集大成者拉丰教授。自本期始，我们将陆续介绍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大师们，他们都应该获奖有望。 宏观经济学部分 　　经济增长理论的耀眼之星：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 　　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巴罗被推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88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8年)。巴罗已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巴罗不仅在理论上卓有建树，其通俗文章亦魅力超凡，他被聘为美国《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和《商业周刊》专栏作家。 　　巴罗1944年生于美国纽约，196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197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谈到学术兴趣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时，他说：“我喜欢把数量分析与应用社会科学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我是从数量背景起步的，因此这是一个容易的转变。” 　　巴罗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其中包括布朗大学(1968～1972年)、芝加哥大学(1973～1975年，1982～1984年)，罗彻斯特大学(1975～1982年)。自1986年起，巴罗任教于哈佛大学，目前是该校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巴罗是当今世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贡献是开创性的。自1970年代以来，巴罗的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 　　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在早期，巴罗是瓦尔拉斯-凯恩斯不均衡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代表。1971年他与格鲁斯曼(H.I.Grossman)合作发表论文“收入与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载《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出版著作《货币、就业与通货膨胀》，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配给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在此期间，巴罗从事凯恩斯经济学研究，他曾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将有益于经济运行，但后来，他发现以粘性价格、粘性名义工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框架无法解决价格决定问题。 　　“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最终依据实际解释证明它是一个死胡同。在此后的一两年里，在明白现有框架是不正确的但又无可替代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他回忆说，“后来，卢卡斯(RobertLucas)有关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成果深深影响着我，而且在我的研究受挫时，它及时到来，稍后萨金特(ThomasJ.Sargent)和华莱士(NeilWallace)的成果也同样很有影响。” 　　“李嘉图等价假说”的提出者于是巴罗又以两篇论文投入到理性预期革命中去，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他的贡献主要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个领域，其代表性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载1974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在文中他提出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人称巴罗-李嘉图定理；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关于货币中性的论文“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载1976年《货币经济杂志》)。 　　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特定条件(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等)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对于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政府不论采用哪种融资方式，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为，政府发行债券融资造成的赤字会引起未来税收上升，这种上升一定会被具有完全理性的居民预期到，居民为了不使后代税负过重必然相应地调整目前的消费。 　　简言之，居民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这样的财政扩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他们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同时，居民增加的这些储蓄都购买了债券，使得债券需求的上升刚好等于债券供给的增加，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 　　巴罗“李嘉图等价假说”激起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对巴罗定理的有效性和含义进行考察、攻击和验证，他在1974年那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