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简论.ppt

《女性的奥秘》培养起来的一代美国妇女在职业界展露头角，然而部分职业女性走向另一极端，他们追求了事业，而忽视了家庭建设。 科塞尔的《跷跷板上的女人》发表在《女性的奥秘》后20年。她曾坚定地相信只有获得事业的成功，女人的生命才有价值。但是却陷入感情跷跷板效应，即职业生活向上腾升，而个人生活向下跌落，成功的职业女性产生了新的欠缺感 。 理论突破的《社会学导论》 女人认识到完美女性既需要事业又需要家庭，但这一追求并非轻而易举。社会要求传统女性，职业界排斥女性，女性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内部的不同理论派别，而在于性别岐视。性别岐视的根源是什么？ 虽然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揭示了它的文化根源，但没有再往前走一步，没有在社会的物质大厦——社会结构中找到原因。 在美国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功能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刘易斯·科塞，在西蒙·波娃成就的基础上大踏步前进了。 1983年出版的作为美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科书的《社会学导论》是科塞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巨著。其中第十章“性别”，专门探讨性别为何不平等，阐明了他的妇女观。 科塞反对性别主义者的先天论，认为：性别差异虽然根源生理原因，但性别角色则是后天形成的。他引述著名人类学家米德对新几内亚部落的考察，转述米德关于“性别角色和生理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断言，指出：“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都是社会化造成的差别”。“孩子生下来只有男女性别的不同，男女的气质只是后天才学到的”。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性别的意涵也愈发清晰和完整。受第三波女权运动影响，女性主义理论家开始强调世界范围内女性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社会性别与阶级、民族、种族和其他权力形式的相互联系，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结合观察也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此外，作为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概念，社会性别视角改变了人们对女性历史角色的评定，甚至改变了妇女史研究本身。 “两性间最重要的差别是通过社会化这一过程得到的”。“所谓的母性本能显然是学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科塞的结论是，“性别主义植根于把男女安排在不同的地位上的社会结构中，以及维护这种状况的传统价值观念中。 由此，科塞提倡“新型妇女”，“新型妇女”即“按照男性模式的满意的事业以及家庭职责。 科塞提倡的“新型男子”就是“男子的解放”。“由于男性的身份如此取决于生活支柱这一角色，丈夫与父亲被套上了“家庭支柱的枷锁，”“同料理家务的职责对妇女一样有束缚性。”“传统的男女分工的规范要求他们成为具有强大进取精神的生活支柱，这使他们同妇女一样受到了压迫。”因此，“一些男子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男子气质是否得多于失。”因此也要寻求男子的解放。 社会性别与妇女史研究 就如何将社会性别的概念引入妇女史研究,美国史学家琼·凯利（Joan Kelly Gadol）于1976年发表《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The Social Relation of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 ） 一文，质疑妇女史研究中史家将妇女作为填补觉得的简单作法，指出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范畴，她对传统史学的分期、社会分析范畴、和社会变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出了自己对妇女史方法论的新见解。 1988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发表了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将社会性别概括为“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反映了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切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该文促使对妇女史的研究不但走出了仅限于妇女的思考，走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而且脱离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索，来重新审视社会性别同家庭、劳动、国家的建构以及民族国家革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科特的见解对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王政撰文认为，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论述，帮助催生和组织了英美中国历史研究界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中国妇女的体认涉及众多方面。 在这种多元叙事中，传统的男尊女卑、女性从属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中国历史获得了更加全面而丰富的表达。“赋中国以社会性别”不仅表明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布不止占据中国学学术活动之一隅，更将改写大多数我们用以解说中国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产物的基本范畴。 本土学者与社会性别研究 中国本土学者对妇女史产生极大的热忱始于1980年代，李小江、杜芳琴等人对推介社会性别理论引入妇女史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李小江也以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