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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孟子行政伦理思想 　　在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中，儒、道、法等诸家融合互补，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行政系统的态度、道德和价值观等。其中，儒家学派的行政伦理思想独树一帜，自创立以来，儒家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诉求，重人伦和谐，形成了以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蕴含着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在众多的儒家思想家中，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值得关注。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现实，就如何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和谐稳定相处，孟子从“人人皆可成尧舜”的平民立场出发，用“性善论”和“民贵君轻”等思想系统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贵”论与“仁政”说——古代版的“执政为民”行政伦理思想，并将民本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相结合，探索其实现方式与途径，体现了传统行政伦理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道精神。　　一、权力观:“民贵君轻”　　孟子论“民贵”的经典表述方式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民贵”之意，理应落实到对民生的关注上在对决定国家发展情况的判断中，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盂子·尽心下》)他告诫说，如果王侯只以珠玉为宝，必“殃必及身”，在治理国家中，百姓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孟子认为，“暴其民甚，则身拭国亡;不甚则国危身削，名之曰幽厉。”(《孟子·离娄上》)“汤德至矣，及禽兽”，“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离娄上》)，历史上有名的暴虐君主如夏莱、商封、周幽王、周厉王，因为“轻民”，最后落得逃亡或身首异处的下场;而商汤、周文王，行仁政，爱护老百姓，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灭果封而得天下。对此，孟子作了这样的总结:“某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愿勿旋而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用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失天下在于失民，失民则在于失民心;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则在于得民心。关注民生、执行民意是君王及其朝廷的天职，孟子在这里想要表白更深层的意旨，即民众就是(国家)权威的。　　在孟子看来，莱封之所以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他们之所以失去百姓的拥护是由于丧失了民心，因此，君主必须施仁政，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得到天下。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得民心之道，在于想民之所想，恶民之所恶，顺乎民心，聚民之欲，除民所恶。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维护政权，还是治理国家，如果不以民为本，“殃必其身”，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　　二、民生观:“有恒产者有恒心”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土地就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对此，孟子指出:“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为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主张给民以足够维护其生活的“恒产”。恒产就是固定的产业，当时主要指土地和园宅。也就是说，假如百姓的最低生活都无保障，他们就会为了活下去而不择手段，天下就会大乱;只有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才有可能安居乐业，统治者也才有可能治国安邦，否则，社会将动荡不安，“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为此，孟子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制度:“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蔬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使百姓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不违农时地进行耕种。切实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物质是决定意识的条件，只有具备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这样的物质基础，才能很好地“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使人民精神上具有坚定道德信念的“恒心”。　　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民众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他肯定了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在民众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孟子进而提出了发展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和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重视保护人民的合法财产，这样才一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社会归属感，激活民众积累财富的冲动，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有逐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才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　　三、政绩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20XX年“两会”闭幕后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显然是孟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