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_560809926.docxVIP

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 邱 涛 《中国近代史》200908 [摘 要]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在国內外新史料的发掘，公车上书，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和原因，以及戊戌时期的政治变革、戊戌思潮和重要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多领域、多角度、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呈现突出重点、集中讨论的可喜现象，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戊戌政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围绕公车上书问題出现的几次论战，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戊戌变法；新史料；新进展 [作者简介]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100875)。 [原文出处]《教学和研究》(京)，2009．4．57—65 1998年，在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戊戌维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围绕戊戌维新的性质、历史意义，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关系，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以及文化思想、社会和区域变迁、教育改革、外交和中外关系、戊戌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关系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是此后十年戊戌变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 2008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纪念。自戊戌维新100周年纪念以来十年中，戊戌变法研究仍呈现多领域、多角度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呈现突出重点、集中讨论的可喜现象，戊戌变法研究逐步掀起一个新的热潮，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而如以往一样，这一研究热潮的内容，充满了对戊戌变法相关问题不同观点之间针锋相对的辩难。 一、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史料发掘上的新进展 史学研究重在材料发掘，没有材料、证据，一切观点、新说都是空中楼阁，站不住脚。近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在系统运用史料方式的新总结、史料发掘新途径的开辟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国內档案史料发掘和运用方式上的突破 在国内档案史料运用方式的突破上，茅海建等学者通过系统运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材料，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的研究，显然是其中的代表①。这些档案史料运用的成果证明，近年的研究，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所藏故宫档案叫，关于戊戌变法的主体档案材料看似已被学者搜罗穷尽后，研究者却又能在档案材料的挖掘、利用上另辟蹊径，通过《穿戴档》等侧面的档案材料来辨析主体材料的真伪、可靠性，推动研究的深化。 (二)国內外新史料发掘的新进展 目前，戊戌变法研究在国内史料发掘方面要获得重大突破，存在较大难度。但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在发掘国内外相关官私史料上获得诸多新进展。 第一，对以日本为重点的国外官私档案文献的系统发掘。 戊戌变法的开展和失败，固然和当时国内各政治势力改革和守成、权力和利益之争有密切关系，也和甲午战后东亚国际环境、维新派和日本关系演变等因素密切相关。运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研究戊戌变法，学者们多年前已有尝试但不系统。当前，系统发掘日方材料及其他国家的材料，和中国的材料互证，可以开戊戌变法研究之新路。 日本方面有关戊戌变法的官私档案文献数量巨大，主要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48000余册，每册又包含几件甚至几百件不等的原始史料，其馆藏档案文书经整理出版为《日本外交文书》②，其中有大量涉及戊戌变法前后清国朝野和中日交涉的史料，此外，日本外交史料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史料，也包含大量有关戊戌变法的内容；防卫厅档案则是一个尚待深人挖掘的新材料来源③。东亚同文会编辑出版的《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以及《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近卫笃麿日记》、《井上雅二关系文书》、《宗方小太郎文书》等公私档案、私人文集的进一步发掘，显然具有重要价值④。而近代以来日文报刊，如《太阳报》、《东京日日新闻》、《东洋自由新闻》等，有大量关于清政府的材料可供发掘。中日学者联合开发、利用这些材料，和中国史料参互运用，以打开戊戌变法研究的新局面，已成趋势。近年来，将日本有关戊戌变法的资料译介到中国，郑匡民和茅海建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在2005、2006年联合翻译了从日本外交史料馆发掘出的部分关于戊戌变法的史料。[1]其他国家的材料，近年引入的《英国外交机密档案》等官方档案，以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私人档案，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一批和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官私档案文献的发掘。 康有为文献的新发掘和完整搜集，一直以来都是大陆、港台和海外的戊戌变法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出版，集目前海内外已发现的康有为文献为一辑，使戊戌变法研究在康有为这一人物材料方面拥有了目前较为完备的版本。 梁启超文献，虽然已经有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