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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贷潜伏中小企业融资 8月北京的下午，总是给人一种闷热的感觉，记者在金融街一栋写字楼下，等到了匆匆赶来的苏先生。苏先生是某银行北京市分行负责发放贷款的一名专业人士，他对记者说，“像我们在第一线与客户打交道的银行员工，并不像你们记者对国家政策动向那么敏感。如果真要谈谈目前的中小企业信贷情况，我得先和你抱怨一件事。” “现在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推行贷款终身责任制和风险考核机制，以此来提高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但却产生了近于苛求的约束。代理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没有重大过错和失误，代理人的职位风险就会降到最低，就可以保住这个职位并获得所有的职位福利。”苏先生说，“这个动机导致了代理人对任何增加职位风险的行为都予以放弃，说得冠冕堂皇一点，会影响到业务创新和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说得具体点，就是会使我们通过压缩贷款来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发生。” “这从而也导致了另一种行为的发生，那就是代理人通过寻求大企业、大项目，在短期内将信贷总量迅速扩张，通过做大分母稀释不良贷款率，以此掩饰业已存在的风险，并吸引上级委托人以期获得职位升迁的机会。在这种气氛下，分支行即使找不到大项目、大企业，也不会去冒选择小企业、小项目的风险，宁可让资金闲置。”苏先生说。 “虽然我们行早就推出了‘信贷工厂’批量操作中小企业贷款，提高了贷款审批速度，但其实门槛并不低，要求企业规范，各方面资质较好，这样才能控制不良贷款率。”苏先生透露。 苏先生短短一番话，透露出在目前紧缩的信贷状况下，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实际上被排斥在了正规金融供给之外。 历史遗留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银行体系由单一格局向多元化银行体系过渡，银行信贷融资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了庞大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企业作为个体的信用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信用仍然维系于国家的信用。 在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崛起以后，地方政府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担保或组建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学者将其称为“集体信用”。国有银行为乡镇企业提供贷款仍然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国有银行和乡镇企业本身并没有发生信用关系。转轨经济中惩戒机制和信用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大量银行债权批量转变为不良资产。同时，企业经营风险往往通过信贷资金链条传导至银行部门，使银行成为体制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其结果是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的新生代——民营中小企业失去了“集体信用”的维系。 要促成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融资行为的发生，二者必须建立“个体信用”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商业银行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来搜集每个企业的信息，而中小企业的特性和信息不透明的特征进一步加大了这项收集成本。与花费的成本相比，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收益也许是得不偿失的。贷款收益不仅仅是由利率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贷款的安全性。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利率高的往往是“坏企业”和“坏项目”，所以商业银行仍然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行为。从制度依赖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仍然习惯于寻找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和大项目，在大项目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产生了供给懒惰。因此，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个体信用”关系很长时间都没有建立起来。 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贷款利率的上浮还远不足以弥补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资金成本，也不能使它们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 正规金融的成本制约 贫困合作基金曾经在河南、河北发放农村小额信贷，资金成本为2%左右，贷款到期归还率为95%左右，如果确定每年贷款损失率为年末贷款余额的3%，那么贷款利率要在15%以上，才能维持小额信贷机构的正常经营。 考虑到上述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小额信贷机构的试验利率推算出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保底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研究报告2004(3)》中提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平均要有8.8%以上的贷款利率，才能补偿运作成本，绝大多数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要有11.5%的利率水平，而在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则需要收取16%的贷款利率水平。 目前存在的村镇银行的贷款利率验证了上述数据。7月末记者走访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的时候，风险管理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行的贷款利率在10%左右。 由于贷款利率政策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撤出农村，越是贫穷边远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这种冲动越强烈。为了阻止这一倾向，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资金使用指定了下列控制措施： 一是只允许农村信用社对本乡镇的农户和企业发放贷款，其中50%的贷款必须是给本社社员的，“三农”贷款必须占新增贷款70%以上。而且严格控制农村信用社的同业拆借业务，同一个区县内的农村信用社资金拆借必须通过县联社进行，跨县域的必须通过人民银行进行;而且，只有资产质量好、内控机制健全、管理完善、经营实现盈利，或连续两年减亏的农村信用社才被允许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