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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中叶,在商贾云集、思想活泼的扬州,萃集一批卖画为生的重要文人画家群体,人称“扬州八怪”。其所以称怪,一是书画创作皆流露强烈的个性;二是与当时的社会时尚相背戾,为人大多不趋炎附势,孤高自傲。扬州人视他们奇奇怪怪,按方言“八怪”称之。主要画家有郑燮、金农、黄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喦、高凤翰、闵贞、边寿民等。 P “扬州八怪”都是失意文人,他们承传明遗民画家反抗精神,反对蹈袭模拟,所作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既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宫廷提倡的正统,也相对摒弃了儒雅平和的“书卷气”,形成了重视感受、抒发性灵,而又适合商业需要的写意画风。多直露,少虚伪,吐泄不平, * 郑燮的《竹石图》,挺劲孤直,具有倔强不驯之气,而又寄托“一枝一叶,总关民情”的同情民间疾苦之心。 郑板桥的兰竹 最后要提到的是郑板桥的兰竹。郑板桥(1693~1765)是乾隆时代活跃于扬州画坛的“扬州八怪”之一,为人通脱旷达,曾任过两任县令,对下层百姓有较深的感情。其《题画竹》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种悲天悯人的仁厚情怀,对一个封建官吏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画竹不像倪瓒那么一味强调“逸笔草草”,他更重视对象的观察体会,然后再进行笔墨形式上的提炼。由于他运用他所独具的“六分半书”(一种行、隶、篆相参的书体)来描绘兰竹的形象,因而,其兰竹别有一种清新飘逸、秀润动人的风姿。关于郑板桥,民间曾流传许多有趣的传说,这除了他曾经是一位为人清正的“七品芝麻官”之外,与其雅俗共赏的画风能赢得人们的普遍热爱,也是分不开的。 * “八大山人”朱耷 与徐渭不同,清初遗民画家朱耷(1626~1705)那种蕴藉含蓄的绘画语言,却是国破家亡的哀痛之感与忍辱偷生的悲剧心理的写照。 朱耷是明朝的宗室,明亡后,为了在名义上不作满清王朝的臣民,始而为僧,继而为道,“八大山人”是他在作品中常用的别号。郑板桥曾题他的作品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他笔下的鸟,生动而怪异,常常是身首瑟缩,一脚着地,白眼朝天;他画荷茎的线条,扭带屈曲,既把握了对象柔韧富于弹性的特点,更体现出内心神经质般的敏感;他在作品上的题名“八大山人”四字,看来好像“哭之”、“笑之”。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形象符号,恰恰异常深刻地表现了朱耷独特的情感体验。如果说,徐渭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如昂首浩歌,一泻千里;那么,朱耷则是苦涩的内心独白,有情感的渲泄,更有理智的节制。水墨花鸟画丰富的艺术表现力继徐渭之后,在朱耷这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广州等辟为通商口岸,商贾云集,经济繁兴,许多画家亦聚集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商业气较重、雅俗共赏的“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 p 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革命口号,蔡元培在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学府--国力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从此画家兼美术教育家(即“学院派”或“教授派”)成为画坛的主流。/p p 面对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一些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坚持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增加学养,不断推进绘画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人称“齐黄潘傅”。另一些留洋归国的画家,主张中西兼溶,吸收西画优秀成分,推进中国绘画的改革。代表人物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世称“林徐刘吴”。/p p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画家以满腔爱国热情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激励抗日斗志的优秀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奔马图》、《醒狮》等。/p p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的画家向海外发展,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并借鉴海外艺术的长处,不断探索水墨画的创新。他们孜孜以求,使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绘画的魅力,张大千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好评,有人称他为“东方的毕加索”。/p p 活跃与大陆的学院派画家,也经过不懈的努力,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历经极左路线与“文革”的摧残,画家们坚持发展传统艺术的赤诚之心更坚,心胸更为广博,学养也愈为丰厚。“笔墨当随时代”,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崇尚艺德、不断创新的李可染、陆俨少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他们艰辛的努力,中国绘画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进入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更新的境界。/p * 清末明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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