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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8 日 用大数据分析来测量和促进世界和平？ 作者：牛金霞 如果和平可以测量了，某个家庭、社区或公司的“和谐值”可以像温度计 上的数字一样显示出来，这个世界会发生哪些改变？ 斯坦福大学的“和平创新实验室”就在试图测量和平并努力让这个世界增加 更多“积极的和平”。 到底怎么做？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马克·尼尔森（Mark Nelson）认为，得益于传感器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普及，历史 上第一次，我们可以测量影响和平的多个维度了，这些技术对和平涉及的关键 元素的记录、跟踪和分析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带来的意义是，我们可以根据 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积极干预，通过设计、测试新的科技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 积极沟通和互动，用数据的实证结果来取代“直觉”，来帮建立人际、社区乃至 国家之间的更和平互惠的关系。 简单来说，这个时代非常特别，它是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时代，是一个大 范围的24小时的数据测量和收集成为可能，以及大量平行计算成为可能的时代 ，这不仅在改变科技和商业，乃至艺术和生活，它还改变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 哲学理念:比如，它让原来不可测量的事情有可能能够量化了，比如和平，比如 爱。马克和Facebook在2009年的合作已经证实，积极的社交行为，能够促进和 平的行为是可以被测量的。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信息，我们使用的电脑、手机在无形中重塑着我们的 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演变，很多时候，这种重塑是不可预测的乃至 危险的，也就是说，是有副作用的。比如网络成瘾症和无法集中注意力等。很 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被动的等待这些负面影响发生.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却在麦克卢汉之后发出了又一问：既然媒介技术迟早 是要深远影响我们，我们是否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设计技术，来主动实现更 多的我们想要的、期待的影响呢？（比如和平）呢？ 这也其实是对另一个问题的探索：我们到底能多大程度上保证科技只用 于好的用途，而不是用来伤害我们自身？马克的方案是，我们在设计一种新技 术的时候，就先在实验阶段对它的影响进行充分的数据收集和测量、实验，进 而选择最大化促进和平（或积极互动与合作）的行为和后果的技术实现方式来进 行设计。这里的科技更多是会融入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比如电子日历、邮件 和手机等媒介。鉴于媒介即是讯息，鉴于它如此重要，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主 动设计. 很多人赞同一句话：没有社交媒体就没有今天的特朗普，这就是媒介变迁带 给社会巨大影响的最好案例。某种程度上，美国总统的诞生史就是一部媒介的演 变史。电视主导竞选的时代，美国人民实际上在全民选“演艺偶像”，哪个候选人 形象更好，电视屏幕上呈现的更有魅力，他就会不断被加分。以前要成为总统， 在电视广告上砸钱，深情的呼吁 “ Yes， We can”(是的，我们可以)就成功了 一大半，因为电视是一个人面对一群观众，候选人只要谈论大多人关心的话题， 赢得主流人心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的推特、Facebook不一样了，它允许候选人 一对一的跟选民互动，大数据分析又可以轻易将选民的身份特征、需求和兴趣等 呈现出来，候选人可以谈论选民真正关心的问题来影响选举，再加上社交媒体的 快速传播率，它其实比电视的影响力强上百倍、千倍，而且候选人不用再花那么 多钱来砸广告了。如此说来，社交媒体本应该让政治选举更公平，选出一位真正 得人心的总统才对。 可惜，有两个站在暗影里的因素：第一，美国选举玩的是一场“少数服从多 数”的数据游戏，是选民数量游戏，不是选民质量游戏，特朗普不需要赢得加州 尤其硅谷的人心，反正加州的票从来也没被算上过，他只要赢得“凄苦的大多数” 就够了，这部分人教育程度很低？正好，意味着很容易被煽动和影响。第二，伴 随社交媒体而来的是信息泡沫，每个人都身处大量信息的泡沫里，真假难辩，也 给假新闻足够的滋生和蔓延空间。 存在即是合理，特朗普先生已经是总统先生了。硅谷人只能思考：下一个媒 体时代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改变和影响？我能否主动设计和控制这种影响？ 不过，马克也说，他非常非常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即便你用 了最大的善意和最纯良的动机来设计和执行一件事情，最后带来的结果可能是 让事情变的更坏。他举了自己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做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经历来 说明这一点，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救援团队将粮食、资金和车辆等送去灾区， 可惜，当地政府一面对救援物资的进入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