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及影响.docVIP

PAGE PAGE 1 　　摘要：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致说，发掘其科学内涵，并进一步从朱熹格致说与科学方法的比较分析中、从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思考中，深入考察朱熹格致说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点。胡适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引发了民国时期学术界的讨论，最终成就了一家之言，成为现代研究朱熹格致说的先声，而且能够给今天的研究以很多启迪。 　　关键词：民国时期；胡适；朱熹；格致说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73-005 　　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当今有不少学者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诠释，认为其中蕴含着科学精神。这一观点的形成至少应当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胡适最早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致说，并且引发了民国时期学术界的讨论，最终成就了一家之言。回顾这一学术历程，对于今天理解朱熹的格致说，应当大有裨益。 　　一、学术背景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作为修身的起点，原本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将“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并要求“即凡天下之物”。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1]1496显然，朱熹的格物包括了研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等自然事物。他还说：“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大小，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1]395“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1]420因此，朱熹讲格物，实际上包含了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 　　朱熹之后，不少科学家将格致说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明清科学的发展。有些科学家还用“格物”概念诠释明中叶之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徐光启甚至还提出了“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指出西方“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2]66。此外，当时一些与西方科技有关的著作开始以“格物”题名，并最终实现了由“格物”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过渡。[3]295-305 　　自清末民初开始，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西方“哲学”概念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包括对朱熹思想作系统研究。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在阐述朱熹格致说时指出：“晦庵言修为之法，第一在穷理，穷理即《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也。”[4]175把朱熹格致说看作是“修为之法”。1914年，汤用彤发表《理学谵言》，则把朱熹的穷理与主敬结合起来，指出：“朱子之言穷理致知反躬实践，而总之以主敬。主敬者，涵养身心之方也。有穷理以致其知，而又主敬以养其心，则表里相济，精粗俱到，此朱子学之大体也。”[5]20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朱子学派》也把朱熹讲穷理归于伦理学的名下加以阐述，他的《中国哲学史》明确把朱熹的格物致知与居敬穷理统一为修养之工夫。 　　当时的学者还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发生兴趣。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这里的“科学”是指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任鸿隽指出：“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6]20任鸿隽认为，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他还说：“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今之物质与数千年前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之耳。”[6]23而且，科学方法最根本的在于归纳法，所谓“无归纳法则无科学”[6]21。因此，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无归纳法。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1919年，胡适于《北京大学月刊》发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更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着重分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相通性，并进一步讨论了与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相关的朱熹格致说以及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等问题。 　　二、胡适的诠释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胡适对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作了解说，认为其中所言“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