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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金融发展 时间序列证据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上） 来源于? 《比较》?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0年12月28日 约翰·阿穆尔 西蒙·迪金 维维安娜·莫利卡 马休斯·西姆斯 ? 一、绪论 　　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制度对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拉·波塔（La Porta）及其合作者（“LLSV”）开创性提出的“法律渊源”假说，（LLSV是四位首次研究法律渊源的作者名字的缩写，分别为:RafaelLaPorta、FranciscoLopez-de-Silanes、AndreiShleifer和RobertVishny。下文多次引用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法律体系在监管经济活动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性主要源于不同的法律传统或者说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渊源”（La Porta等人，2008）。人们认为，那些法律体系以普通法系为渊源的国家注重合同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而那些以大陆法系为根基的国家则偏向于支持国家的积极作用（Glaeser和Shleifer，2002）。这些法律上的差异对经济有着明显的影响。经调查发现，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普通法系国家的股权更分撒（La Porta等人，1999），资本市场更深化且流动性更强（La Porta等人，1998），同时私人信贷体系更加发达（Djankov等人，2007a）。通过世界银行公布的（多年来的）《营商环境调查》报告可以得知，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些发现已经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政策改革（La Porta等人，2008，第326页）。公司法和破产法的改革加强了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尤其是前者的权利。（参见第四部分。） 　　虽然法律渊源假说很有影响力，但是比起其解决的问题来说，其引起的问题更多。一个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早在其通过殖民或者征服，采取或者强制执行某种法令时就已经确定了，这一想法意味着国民体系局限在特定的发展轨道上。这一想法忽略了法律变更和经济发展之间产生反馈效应的可能性。同时也表明，在运用法律渊源假说实施政策改革时可能会产生冲突:很明显，普通法模式对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然而却不适合移植到大陆法系的政体之中。这里利害攸关的是实体法规（substantive rules）和法律结构之间的拟合程度，法律结构被认为是支撑实体法规的基柱。法律渊源假说的拥护者们提出，能够“在不扰乱相关国家法律传统根基的情况下”进行法律变更（La Porta等人，2008，第325页），这一观点支持了将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手段相结合的举措。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法律规则和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否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紧密。法律渊源假说的核心方法论原则是:法律规则可以成为法典，且跨国法律多样性的程度可被量化为衡量特定法律的经济效应的初步方法。法律渊源假说的首次提出是在制定实体法规的背景下，该实体法规表示，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律保护外部投资者免受企业内部人员没收财产的威胁，其保护程度比大陆法系国家要高。于是，人们就用计量经济分析去证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衡量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强力指标”（La Porta等人，2008，第286页），就像通过股票市场的活跃程度和股权的分散程度来衡量一样（La Porta等人，1998）。虽然法律渊源的主张后来被延伸至覆盖了许多法律和条例的其他领域，但针对法律和金融之间关系（后来才延伸到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La Porta等人，2006;Djankov 等人，2007a，2007b，2008），被证明对法律改革最具有影响力。然而，这一发现的实证基础极其有限;主要依赖于20世 缺纪90年代末国家法律的跨国数据，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法律变更的系统记录。 　　自第一篇法律渊源研究报告发表之后，十年来，我们始终将法律渊源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并检测如何衡量其有效性。本文按照时间的顺序，以1995年至2005年间的25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为例，论证公司法和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并将这些信息与基于对五个国家（法国、德国、印度、英国和美国）在1970年至2005年这36年间的情况所作的更为深入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此处列出的纵向数据集表明了过去这些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的法律变更影响深远。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股东权益的保护水平持续提升，已经赶上了普通法系的国家。虽然债权人的权利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整体权益保护方面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转型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简而言之，世界银行提出的法律支持金融发展这一想法（世界银行，多年来的相关文件），再加上法律渊源假说提供的思想支持，我们发现，法律并轨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效应（La Porta等人，2008，第323～327页）。 　　然而，经研究发现，法律趋同并未导致如法律渊源假说所预测的金融发展，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也显示，股票市场活跃水平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