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贵_说故事的隐者.docVIP

PAGE PAGE 1 陈文贵_说故事的隐者 　　摄影师杨光拍摄完毕，身子陷在椅子里没有挪窝，他十指交叉抵着下巴，显得聚精会神。眼看下一场拍摄时间要到了，他终于不舍地欠身离开，对陈文贵先生说了一句，听您说故事，真舍不得走！ 　　陈文贵本人的故事和他写过的故事质地相同，再跌宕的命运，强烈的情感，都可以转化为丝丝入扣的述说，间或有抽离现实的曲折离奇，亦如同戏剧的高潮，把人的情绪吊上一处山崖，然后再“啪”地落到地上，让人心里试练了一次“蹦极”。然而无论是形而下的柴米油盐，还是形而上的精神食粮，他的故事都很招人，也极容易让人在他的故事里找到某种确信。 　　“阿灿”说书 　　要在想象中抵达35年前的香港有些困难，不如想象一下以下场景：电影《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在陋巷深处的公用电话亭，一次又一次给剧组打电话，希望得到一个跑龙套的机会。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某个茶餐厅，制片公司老板架着二郎腿读报，不时抿口茶，他的面前有位“阿灿”（彼时香港对初来的大陆男性青年的称呼）走来，然后恭谨站定，开始讲一段故事。他不时观察老板的脸色和反应，再根据他的神情变化，看故事是要讲得更离奇？还是更好笑？直到把老板的目光从报纸上吸引过来，而这个过程不能超过10分钟。如果老板说，这个好，你去写，算是讨到一个活儿，有份儿钱赚。通常，这样的机会很少，“阿灿”从一家茶楼说到另一家茶楼，直到踏着星星回到租屋，心头被失望的潮水一次次漫过。怎么办？不断暗暗握拳？在心里一遍遍强调“我是个编剧”吗？ 　　陈文贵说，“那个时候大陆去香港的人不多，我从下乡知青回到厦门做工人，是人生第一个离奇，再从厦门来到香港，父亲为此倾尽家财，一家人像浮萍一样落在香江，尽管已经30岁，但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仍然充满渴望。” 　　前三年里，陈文贵尝试过各种工作后，发现只有文学能改变命运，开始往各类报刊投稿，因为稿费低，这个行当能不能养家糊口是未知数。这时他认识了一位牟先生，给他讲了个故事。说得是香港电影未分级时期，有一位审色情片的检片员，在看了大量色情片后，精神出现问题，开始疯狂杀人。后来，陈文贵据此写了一个悬疑推理小说《菲杀》，刊登在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杂志《南国电影》上，引起不小轰动，他因此进入邵氏成为拿薪水的编剧。但此时邵氏电影已近尾声，他的《菲杀》因审查制度而没能拍摄。不久之后，他与蔡澜及几位同事进入“新星”电影公司，但好景不长，公司倒闭，他才开始了茶楼讲故事的生涯。 　　“要老板掏钱，就要讲得生动舒服，讲几十次能有一次成的也好。那时候的香港电影好看，说白了，你能把老板抓住就能把观众抓住，可以说很功利，但也很实际。” 　　木心说，人生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香港培养实际，实际可让人逆势而上，也能令人顺流而下。尽管陈文贵已经混得比初到香港时强多了，但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也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戏开的日子，他仍旧像初涉香江的阿灿一样，想尽办法写专栏，写小说，能赚几个算几个。 　　那时的香港编剧还有一个特性，因为剧本是聊出来的，监制导演等在一边聊，编剧在旁边记，再用大量时间改，算是集体创作。比如功夫片，如何打得精彩，脑子就用在如何让打斗更好看。如果是喜剧片，就要单纯想好多笑料看塞在哪几场重头戏里，然后用一个故事把情节串起来，老套不怕，但一定要有爆点。这样虽然迎合了市场，但弱化了编剧，编剧要长期附庸在一个团队里，从头到尾地混在一起，才可能有戏开，有钱赚。因此很多编剧把大量时间用来陪合作伙伴打球、唱歌、娱乐，在香港称为“买堆”。很多有才华的编剧因此埋没，就像王家卫在做编剧时籍籍无名，直到做了导演，有了《旺角卡门》这部翻身之作，才有机会成为大师。 　　那时期陈文贵写了很多搞笑片、僵尸片，功夫片，写了几年，仍然像蹲在街边找活的泥瓦工，只是身边多立了块牌子，他开始与伙伴合开电影公司自己拍电影，他笑称是皮包公司。 　　奇遇总是有的。一次，他们在茶楼里与一位老板谈戏，碰到一位美丽女子，她问，你还在讲故事啊？他答，要拍自己的电影。女子说，我先给你们60万，你赚了钱再还我。原来，这女子三年前初来香港，陈文贵和朋友的上一部电影找新演员，因为同乡情缘，而给了她演出的机会。“60万相当于电影制作的三分之一资金，结果她把这个钱给了我们，欠条也没打，甚至连个电话都没留。遗憾的是电影不成功，更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再见到她。”陈文贵说。 　　显然，香港十年的多数经历是“成功”的反义词。香江的浮华，商业社会的种种规矩，都在考验一个大陆青年的适应能力。三十多年后，当它作为一段往事留在录音笔里时，仍然难掩过客的眷叹，以及昔年精神的飘泊。 　　然而，谁非过客？ 　　徐克有部电影曾这样描述香港：这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当陈文贵的下一个十年转到台北时，他对香港的日子做了充满感情的总结：“香港的日子虽然苦，但心情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