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下一代难题.docVIP

PAGE PAGE 1 “新生代农民工”的下一代难题 　　农民工总量已超过了2.5亿人，意味着每6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三十而立的80后、二十出头的90后正在成为主力军，将近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同时，正面临着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他们的下一代将如何选择城市？ 　　今年22岁的聂启明在三年前就同大他四岁的聂启贵一起外出打工了。兄弟俩先跟随父母在东莞做制鞋工人，两年后离开父母到了北京，以每人每月3500块钱的薪水在这座城市努力地生活着，而他们年逾50的父母则回到老家帮助聂启贵照顾年仅2岁的儿子。在中国，像聂启明兄弟这样的农民工总量超过了2.5亿人，也就是说，每6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 　　找对象都是个问题 　　“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这样令城市白领所遭遇到的尴尬问题，在聂启明身上同样会发生，而且会更为直接。 　　但是在城市打工的生活中，聂启明还没有遇到情投意合的对象。这让他甚为苦闷，他偶尔会去饭馆斜对面的网吧上网，和时下的年轻人一样，打打游戏，耍耍微博。偶尔，他会和在老家的高中同学聊北京的见闻，当有同学提出要来北京“投靠”他的时候，他会半开玩笑地告诉对方：“你以为城市的钱好赚啊？我还打算请你扶扶贫呢！” 　　聂启明几个月前动起了“回老家开小卖部”的念头，并开始联系同学张罗此事。“不少在外打工的同学都回去了。”他说，“两年了，看不到希望。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年终奖，就连饭馆打工的姑娘也想找个水果摊的摊主。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融入城市的梦想一旦经受到挫折，他们就会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规划。 　　聂启明对自己所生长的四川农村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爷爷奶奶即便在聂启明父母都外出打工、家里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也没有让孙儿下地劳动。“我到现在连水稻小麦和韭菜都分不清楚。”他说。事实上，聂启明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差，只是高考的时候“缺了点运气”，以低于大专分数线十几分的成绩与大学校园擦肩而过，于是，就跟着哥哥外出打工去了。 　　将近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同时，不仅想有面包、房子，还想在城里找一个爱人，结婚生子。他们更期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成为彻底的城市人。 　　在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宪范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有很清晰的生涯规划，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很积极的因素，他们会结合自身的条件为自己选择一个更好的去处，但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农村，所谓的“农民”也只是户口意义上的了。 　　不安分打工的90后农民工 　　河南籍作家梁鸿在新作《出梁庄记》当中，把视线移向了一个个离开梁庄、在城市打工谋生的乡亲及他们的子女，如实地描绘了他们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在河南富士康打工的23岁的梁平，是梁鸿印象深刻的一个受访者。2012年1月一个雨夹雪的日子，梁鸿抵达河南郑州富士康工厂准备探望梁平的时候，获悉梁平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富士康，现在在堂兄梁东工作的建筑公司干活。 　　这是梁平毕业后一年半的时间内所从事的第四份工作。 　　梁平是“万科三哥”的儿子，当年梁万科夫妇在克拉玛依油井工作的时候，梁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梁万科夫妇把梁平送回梁庄的寄宿学校。留守儿童梁平在学校里谈恋爱、打架，成为一个顽劣的少年。梁万科夫妇最后放弃打工回到梁庄，但那时梁平的学习已经不行了，读完中专就打工去了。 　　“很显然，他有着非常大的困扰，这个困扰可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也有，因为青春期嘛。”梁鸿说，“这样的叛逆，当他跟父母不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朝着更深的方向去滑。” 　　进入社会的梁平并不如意，“太压抑了”、“受不了”、“不干了”……梁平不断重复着这些话，谈到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的打工经历时，他说：“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也没时间动。” 　　在谈到富士康屡屡曝出的跳楼事件时，梁平的反应出乎梁鸿的意料，他不愿过多地谈及在富士康的生活，也不愿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却特别鄙视那些跳楼自杀的人。梁平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