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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受贿罪法益新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820035）摘要：受贿罪的法益是理解受贿罪构成要件内容的关键要素。以“廉洁性说”为代表的国内通说缺乏理论充分性和实务妥当性，大陆法系中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仅具有形式意义，“公正性说”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宜将“国民的一般信赖”本身作为法益的内容。对此，应当以“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为基点构建“公正性说”的具体内容，受贿罪的处罚起点是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危险犯是受贿罪的基本形态。以受贿罪法益的理解为基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当保留，“允诺说”是目前解释该要件的最具妥适性的观点。 　　关键词：受贿罪；信赖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3.02.022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6卷第2期李邦友等：受贿罪法益新论 　　作为典型的公务犯罪，受贿罪历来都是刑法重点惩治的犯罪之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受贿犯罪也出呈现了多样化的形式，受贿犯罪的惩治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围绕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地位及具体内容，不同学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议。 　　一、受贿罪法益学说梳理 　　中外刑法理论对受贿罪的法益，存在形形色色的观点和学说，必须说明的是，不同观点的交锋，并非仅仅是一种形式意义的文字游戏，各种对受贿罪法益的理解和界定将会直接影响到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解释。 　　（一）以“廉洁性说”为代表的通说观点 　　我国自79刑法颁布以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受贿罪的法益不仅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团体的正常活动，而且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1＼]。而目前的通说则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2＼]。但是，无论是将受贿罪法益界定为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以及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现在的通说观点“廉洁性”说，在现实中，均会导致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出现诸多问题。 　　首先，何谓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其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如此大而泛之的界定受贿罪的客体，无疑使其失去了构成要件的解释功能，同时也缺乏应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具体而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无法准确区分受贿罪和其他相关犯罪（如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不同本质。即使将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那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则必须包括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危险或者实害结果，以及行为人对此危险或者实害的希望、放任。但是，实践中不可能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否被破坏作为受贿罪是否既遂的标准，也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收受贿赂的行为会产生这种结果。 　　其次，将公私财产所有权视为受贿罪的保护客体，会使得某些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权的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无法以受贿罪来追责。况且就行贿者而言，贿赂本身是作为其犯罪工具而存在的，行贿者用自己所有的财物换取一定的利益，不能说他们的财产权受到了侵犯，相反，贿赂作为犯罪组成物，在事后还应当依法对其追缴或者没收。尽管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贿赂之后，如果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有可能会导致公私财产受到重大侵犯。但是，这种侵害只是伴随受贿罪产生的结果，况且并非所有的受贿罪都会产生这种结果。 　　相比较上述两种观点，廉洁性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学者对其研究缺乏深度，廉洁性说也存在重大缺陷：其一，廉洁性一词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其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不明确，相对于国外刑法理论的公正性说和不可收买性说，廉洁性稍显空洞。其二，我国学者对于廉洁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廉洁性指的是职务行为本身＼[3＼]，有人指出廉洁性指的是公务员的廉洁制度＼[4＼]，究竟哪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学界还未形成共识。实际上，这两种表述不仅是形式上有区别，不同的表述完全可能形成对受贿罪构成要件不同的解释结论，因为若是以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为立场，那么对正当的职务行为收受贿赂是否成立受贿罪，在解释上就会成为问题；相反，若是以公务员的廉洁制度为立场，则成立受贿罪就不需要公务员实施不正当的职务行为。总之，内容的概括性和结论的不明确性是廉洁性说的主要缺陷。 　　（二）国外学说诸相 　　国外刑法理论对于受贿罪法益的解释，一般基于两种基本的立法形式，即所谓的罗马法主义和日耳曼法主义。“前者由来于罗马法，是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作为基本原理的立法形式，认为职务行为不能以利益为对价，成立贿赂犯罪，不以不当行使职务为要件。后者由来于日耳曼法，将职务行为不可侵犯的原理作为立法形式，认为成立贿赂犯罪，以不当行使职务为要件”＼[5＼]。因此，关于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