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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研究对象的思考哲学论文 　　 　　尽管国家宗教、国教等已成了宗教学中的习用术语但是学术界对于国家宗教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较为薄弱的状态这种薄弱主要体现在理论的滞后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对“国家宗教”的内涵、外延、功能、结构、更主要的是对其本质特征缺乏明晰的、系统化的理论阐释我本人的工作就是理论贫乏的典型例证在《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一书中尽管汉朝国家宗教形成的历史过程与背景是我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我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作系统的梳理与界定尽管在我心目中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但并没有将对象范围加以界定在概念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很难对国家宗教本身作深入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张荣明先生的近作《中国的国教》出版了说这本著作是国家宗教研究中的一大突破毫不为过 　　 　　《中国的国教》之所以重要据我看主要就在于此书首次对国家宗教这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者将国家宗教视之为结构——功能性概念运用比较的方法分别对其进行了功能性阐发与结构性分析作者对国家宗教的功能、结构分析始终是建立在与民间宗教比较的基础之上的指出其功能是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服务（民间宗教则为个人服务）并为国家的存在提供道德工具和终极的价值依据（民间宗教关注个体的健康和生命的归宿）结构上和大部分宗教一样国家宗教同样存在着宗教信仰、宗教道德、宗教礼仪、宗教的组织制度同样具有教团组织所由构成的成员——宗教教主与教士但与普通宗教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宗教是一种“隐性的宗教”主要表现在其宗教组织即是政治组织其教士则是各级官吏就国家宗教的内容讲作者给出的外延是较为宽泛的它包含了西方宗教史上常见的“官定宗教”（establishedreligion）[①],也能接纳罗伯特·贝拉（RobertBellah）所提出的“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又译国民宗教）甚至还能容纳一个外延更为广泛的概念：政治宗教而就中国历史来说国家宗教存在于上古国家建立后的一切时期其形态可以分为古典与中世纪两个阶段前者指上古三代后者指秦汉至明清时期古典时代的国家宗教即是国家建立后的一切宗教形态因为此一时期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并不区分民间宗教也就是国家宗教；而中世纪的国教主要就是儒教以上是我对作者理论框架的大致勾勒我不知道这种概括是否忠实但无疑的这是一个非常宏大而具有吸引力的构想荣明先生来信希望我能多加批评我不想应付荣明先生所以接下去我将抛开一切客套直截了当地就这一理论框架展开讨论希望荣明兄见恕 　　 　　从功能的角度来揭示国家宗教的本质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思路但是事物的功能决不等于事物的本质功能只是本质的一种表现对于国家宗教这么一个重要的概念不区别与界定其本质属性而仅仅分析其功能与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足以给出一个科学的规范性准则能使这一概念既在同类事物中具有普遍的共性特征又在异类事物的区别中具有特殊的个性特征就拿对国家宗教的功能分析来说作者对于国家宗教个性特征的阐述是建立在与民间宗教的对比这一基础上的亦即国家宗教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是为既存社会秩序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民间宗教是一种避世的、非政治性的宗教它追求的是精神的超越和生命的永恒是一种个体化的宗教[②]首先这种“两分法”无疑是粗疏的民间宗教并非全都是避世的、非政治性的宗教很多民间宗教都有强列的政治倾向就如被荣明兄归入民间宗教的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来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基本上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以后张先生还将面对北魏法庆“大乘”之教、南宋方腊的明教、元末红巾军的“白莲教”、一直到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等宗教组织这些被视为异端的组织都是政治色彩异常强烈的集体性宗教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甚至政治纲领并不仅仅是追求一己生命的超脱显然它们并不属于国家宗教而在本书所论述的古典时代民间宗教与国家宗教并不区分也就是说上古宗教既是国家宗教也是民间宗教既追求个体超越也追求集体福祉这本身说明个体性与集体性并不是民间宗教与国家宗教的根本性区别其次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既存社会秩序提供服务这一点来说很多宗教、甚至大部分宗教都具有这个职能如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为既存社会秩序提供合理依据这种功能它们无疑的也不是国家宗教因此本书具有采用功能性定义通常会有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外延的扩大化外延扩大的的后果就是本书有一种泛宗教主义的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应该是将儒学的全部都视作为宗教但我不想在这里就这一点展开讨论因为这必然会占用大量的篇幅并引起无休无止的争论我宁可选择本书的其他处理方法作为我的例证如本书把国家的行政组织等同于国家宗教的宗教组织把国家的官吏等同于国家宗教的教士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唯一的好处就是使得国家宗教能够在结构上比附于制度化宗教然而行政组织与宗教组织、官吏与教士在性质、职掌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泛宗教主义的做法无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