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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梁启超与改良主义 摘要：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的梁启超，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大抵是企图在原有政权的框架内，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来迫使政府进行体制内的改革。继洋务运动破产后，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到了高潮。 关键字：梁启超、改良主义、孙中山、戊戌变法、渐进改良、国民素质 正文： 梁启超幼年早慧，出身广东新会，后师从康有为于万木草堂，时逢清政府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也冲击着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与此同时国内的腐朽势力日益扩大，竟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横亘于国家发展道路之上。穷则思变，为挽救国家于倾颓之中，须奋发图强，力求改变现状，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改良与革命就成了当时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终身好学的梁启超利用身处的有利环境深造，曾去过欧美等地，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洗礼，具有一定的学贯中西的造诣，越来越成为中国立宪主张的主要代言人，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启蒙思想家。他期望通过改良，通过一种渐进而有序的政治改革，使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积弱的局面并成为一个强国。 于是乎梁启超选择了改良主义，而另一人——孙中山却选择了革命，在万木草堂期间他结识了革命主义者孙中山，二人起初政见十分不合，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孙中山，“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梁启超之所以坚持改良主义而反对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并且也拒绝共和制度，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普通民众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勉强采行共和制度，会成为国家混乱之因.。他曾在《新大陆游记》、《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等著作中指出中国国民有奴性、愚昧、自私、倾轧、缺乏公德心和自治力等缺点。从美洲考察归来后他曾说：“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而共和国民须有行使议院政治的能力，此能力却又恰恰来自于自治力和公益心。但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文明之邦，自古以来就有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在国民资格的意见分歧上，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梁孙二者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选择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除此之外，梁启超更认为用暴力革命推翻旧政府，将没有任何保障可使国家主权归于人民。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内党派林立，互相纷争，导致政局十分动荡，而结合中南美诸国的史事以及当时中国国情，在暴力革命后，中国很可能陷于各方混战，长期争乱的局面。这是梁启超拒绝暴力革命以及共和制度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他选择改良这一温和、不流血的方式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他曾与其师康有为联合千余名举人公车上书求变法以改良政体，继而又依靠光绪皇帝进行百日维新以求立国自强。诚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最终都未获成功，但是维新思想却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也成了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 然而，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被迫逃亡至日本，在接下来不久的几年中梁启超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并且接触了大量西方近代先进政治理念，他的思想发生了突变，变得十分激进几乎步入革命之途。而美国之行后忽而转为思想急于求退，最后以君宪为归宿。综观有关梁启超的各种史料，梁启超的思想发生过多次变化，时而激进近乎革命时而又是温和改良。 对于渐进改良和激进革命，一者是常态，一者是非常态，改良是经常性存在的，而革命却不然，它不应该也更不能经常存在，因为一个经常处在革命状态中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也不能对改良或是革命持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只有综合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它产生的积极效应，和长远来看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才不致于脱离历史而空谈。 梁启超约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就维新变法这一时期而言，改良主义是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符合当时国情的，就比如之前提到的国名素质问题，事实上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国民，确如梁启超所说一样，有许多缺点，那是由历朝历代专制政府所实行的愚民、残民政策的长期历史积淀所造成的。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贯彻于变法维新之中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已和洋务派分了家，梁启超曾认为李鸿章的洋务派不知变法本末，着眼于练兵、办学、修铁路这些底层之事只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对于当时积弱已久情况下的中国是无济于事的。由这点看，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要求君主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体制上着手显然比洋务派更为进步。其次它紧密结合着民族危机，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意识，打击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 对社会有着启蒙作用，使社会得以扫除蒙蔽、廓清蒙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 便利了地主阶极向资产阶级转化。 因此，不可否认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