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毕业设计论文】.docVIP

PAGE PAGE 13 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从张说与时代之间的具体关系入手，着重描述了张说在一种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是如何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采取迎合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玄宗的方式，在复兴了宫廷诗坛之后，进而引发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修正和丰富了学界现有的相关结论。 【关键词】 张说 玄宗 盛唐 诗歌高潮 关于张说与盛唐诗歌高潮的关系，前人成果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着重强调了张说奖掖后进之举对盛唐诗坛的意义；二是初步指出了张说的文学思想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引导作用（1）。但这两点还都只是单纯强调张说文学活动、文学思想本身的意义所在，并没有将它们与其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的考察，因而并没有揭示出张说推动盛唐诗坛高潮到来的具体过程。有鉴于此，本文从张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入手，着重描述张说在初唐诗坛的终结之后，是如何推动诗坛走向复兴，进而达到盛唐高潮的曲折过程，使我们对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认识。一 开元初期诗坛的断裂及其原因考察张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具体关系，要从初唐诗坛的终结说起。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诗坛的终结，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主要在于创作人才的缺乏。恰恰相反，它是在大量具有创作能力的文士集中到京城之后才正式完成的：这一点相当耐人寻味。初唐诗坛的终结经历了由宫廷转向地方、又由地方回到京城的曲折过程。大约在开元二年左右，由于政局的改变，景龙诗人集体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进文士还没有成长起来，初唐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发展的宫廷诗坛开始青黄不接，这一点众所周知，不需赘述。尽管如此，初唐诗坛并未完全终结。随着景龙诗人群体中部分人员的外贬以及开元新进士子的外出，初唐宫廷诗坛转而由地方承续了下来。从开元二年到开元五年，南方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极为引人注目。一是以张说为中心，包括赵冬曦、尹懋以及过往官员姚绍之、王琚、王熊等人在内的岳州诗人群体；二是被贬到苏州的景龙诗人武平一与青年诗人王湾、储光羲等人的唱答（2）；三是于开元二年应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贤良方正三科登第的孙逖在赴山阴尉途中以及到任后与各地诗人频频进行的诗歌唱和（3）。这三个诗歌创作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已经中断的宫廷、京城诗坛。因此，初唐诗坛在经过重大挫折之后，由宫廷、京城走向了地方，其连续性并未彻底断绝。然而，由于各个创作群体主要诗人人生际遇的改变，从开元五年起，一度活跃的地方诗坛开始陷入沉寂。张说于本年迁往荆州（4），以他为中心的岳州诗人群体随之解散。张说很快又由荆州前往并州担任军职，军务繁忙，很少有机会进行诗歌创作（5），更不用说形成一个新的诗人群体。孙逖本年被授秘书正字，从山阴尉调往京师（6），其南方之行到此结束。在苏州，王湾也于本年被调往京城参加图书整理（7），以他与武平一为主的诗歌唱和也宣告终结。这样，在开元五年，地方诗坛既有的三个创作群体均告解散。然而问题还不仅在此。从本年开始，出于整理、编次图书的需要，开元朝廷开始大量抽调文士聚集京城。经过开元五年、开元六年、开元八年三次抽调，京城、地方上的优秀文士最后几乎都被聚集到了丽正书院（8）。至此，地方诗坛既有的、潜在的创作人才几乎被抽调一空，其连续性完全断裂。但是，聚集到京城的丽正文士群体却没有使诗坛在京城获得重续。翻检现存的各种有关唐代文献，不仅不能见到他们在这四年之间进行群体创作的相关记录，甚至很少发现他们个体创作的痕迹。尽管这其中不能排除文献散佚的原因，但丽正学士没有像前此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那样形成有规模的诗歌创作，没有承继宫廷诗坛的连续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自开元五年起，随着地方诗坛的断裂，整个初唐诗坛完全终结。初唐诗坛是在大量具有创作能力的文士聚集到京城之后才正式终结的，这表明诗坛的断裂并不完全在于诗人的缺乏，而是另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在这些方面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定的探索。如赵昌平认为这种局面的产生主要有两点：一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与诗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二是诗坛缺少足以领袖群彦的杰出诗人（9）。杜晓勤则以汪先生“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为根据，认为正是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员的用事，打击压制文学之士，抑制了开元初期诗坛的发展（10）。应该指出，开元初期诗坛的持续低靡与这些因素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根本所在，因为这些分析并不能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在文士聚集的丽正书院里也无法维持最基本的创作局面？笔者认为，开元初期诗坛断裂的关键因素在于玄宗。开元初期，玄宗并不喜欢诗歌创作和文人作派，同时又追求极为直接的政治功利。他将这种个人喜好与政治观念以君主的权威随意地施用到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并借助儒家正统观念对之加以合理化、权威化，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一股由最高权力支持、有权威理论基础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