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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信访 理性维权 “群众利益无小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执政为民，亲民爱民”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诸多媒体的舆论宣传，增强了广大民众的自我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民主化进程。然而，在群众维权过程中,极少数上访人以围攻政府、堵塞交通、阻碍施工、冲击机关等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影响了生产、建设、办公等正常秩序，侵犯和损害了其它更多数人的利益，不得不让人深感忧虑。原因部分群众在维权过程中采取缠访、集体访、越级访等非理性方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群众异常心态所致心态之一：“闹而优则仕”。不少群众心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越级访、集体访、甚至缠访、闹访，才能给当地政府和机关部门施加压力。加之个别单位处理方法欠妥，为了尽快平息事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上访人员一吵一闹，就给其一点小“甜头”，久而久之，助长了这种“闹而优则仕”的不良习气，上访者则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心态之二：“法不责众”。许多上访群众普遍认为，声势越大，越能引起重视，人数越多越能构成压力，即便是出了什么事，也有大家一起扛着。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受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有些上访人采取威胁、利诱等方式，串联人马，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一拥而至。心态之三：“领导情结”。“有问题找领导，领导越大越好，越往上级越有效”的思想在上访者心中普遍存在。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群众认为只有上面的领导发了话，问题解决才有希望。在上访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要求领导亲自接待，且经常要求党政一把手接待，领导接待了，他们才感到吃了“定心丸”。本文来自（二）基层政府妥协退让所致一是迫于压力而“花钱买稳定”。近年来，各级党政都把信访稳定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级对基层的信访稳定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基层政府怕本地区本部门出漏子，从而产生了“求稳”心态。在处理信访难题时，难以完全按政策处理，而是以照顾情绪解决问题的角度，对上访者采取迁就和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今天补点生活费，明天又照顾解决一点其它问题，反复开口子，导致不少无理上访者抓住基层政府的这种心态，变本加厉上访，引发出一些新问题。二是权与法的碰撞经常使基层陷入“两难”境地。由于一些法律法规的不够完善，导致基层政府在处理群众非理性维权事件时左右为难，只得妥协退让。如《信访条例》明文规定，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需采取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不得超过5人，但超过5人的具体处罚措施却没有明文规定，基层政府对此只有忍让劝说，导致部分群众更加“坚定”了“法不责众”的心理。又如在城市建设拆迁工作中，《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必须先还房后拆迁，且不得实施强制拆迁，而在实际工作中，政府为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对拆迁工作时间要求非常紧迫，可一些拆迁户与政府讨价还价，漫天要价，拒不签定拆迁协议，政府部门也无强制手段，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三）法律缺乏公信力所致一是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几千年“重在尊上”的封建思想影响极深，官大于法的意识根深蒂固，老百姓法制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依然习惯于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懂得或者不愿意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问题。二是当前司法过程中还存在不公正现象。一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审判、审判不执行”的情况依然存在。二是个别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讲关系，讲人情，徇私舞弊，不依法办案。三是司法为民的意识不强。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不能耐心细致地做好涉案人员的思想工作，不愿意做过细的调解工作，不能将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导致一些案件“官了民不了”。对策勿庸置疑，少数群众非理性上访不但会损坏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而且还会搅乱人们的思想，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对策，从根本上引导群众依法信访，理性维权。（一）以民为本，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牢固树立以民为本思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从源头上减少损害群众利益事件的发生，是解决群众非理性上访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是在思想上贴近群众。“干部不是父母官，要做人民好儿女”，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在思想上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交心谈心，消除隔阂，增进理解，融洽干群关系。要主动关心困难弱势群体，扎实抓好优抚安置、助残济困、五保供养等工作，压滤机滤布强化社会保障，及时消除各种不稳定隐患。二是在决策上尊重群众。把维护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拥护不拥护，成不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