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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诙谐文化视角下莫言民间写作 曾军，男，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1999年就读华中师范大学 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99-2002年在南京大学攻 读文艺学博士学位，2002-2005年间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报》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2003-2005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5年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巴 赫金学会副祕书长、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分获2006、2008两届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著作类和论文类三等奖。2009年度获上海 “曙光计划”，项目为《90年代以来民间诙谐文化的文学生 产研究》。 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被认为普遍开始了一种“走 向民间”的，以“民间立场”来进行的写作实践。这种“民 间”既与民间文化、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更鲜 地的表现为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选择。因此，借鉴民间文化 的写作资源，确立民间立场的写作姿态，成为90年代以来, 甚至直到现在，许多当代作家的写作策略，并引发持续的理 论与批评热潮。在这之中，莫言及其创作最受人关注。如果 说，在地域文化和文化寻根小说浪潮中，莫言以《透明的红 萝卜》、《红高粱》等未受归化的“野性”让读者眼前一亮的 话，那么，90年代之后，莫言的创作变得更加自觉：更加自 觉地在小说中张扬那种被一致看好的野性，更加自觉地明确 自己“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立场和意识，更加自觉地锤炼能 够获得更多阐释空间的民间写作形态。90年代之后，莫言的 小说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了，也变得越来越刻意了。这种评价 的双重性在我们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观察莫言时表现得 最为明显。 莫言笔下的民间文化既有悲苦抗争的一面，也有搞笑诙 谐的因素。前者如《檀香刑》，将山东高密的茂腔转化为小 说中的“猫腔”，既成为小说中推进故事发展的因素，也成 为叙述者、人物悲情倾诉的语调。而后者则如《四十一炮》, 混杂了民间文化中的粗鄙和民间写作的反讽，弥漫在小说的 描写、叙述之中。 一.莫言越来越幽默 《师傅越来越幽默》是莫言小说中并不特别知名的一篇, 如果不是因为张艺谋《幸福时光》对之的改编，可能更容易 被莫言研究者所忽略。这篇小说讲述了下岗工人丁十口的故 事。“丁”为精壮的男子，‘十口”为“田”，莫言给主人 公取名的意思即表明主人公勤劳的本质。原想着“十口为 田”的丁十口没有当成农民，命运却让他做了工人，过了几 十年远比农民幸福的生活，但最后还是下岗了。丁十口的一 生就这样浓缩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莫言描述的语调开始变得轻盈，在对比中暗含反讽： “早晨，他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六十年代生产的大国防 牌自行车去上班，又黑又顽固的笨重车子在轻巧漂亮的车流 里引人瞩目，骑车的青年男女投过了好奇的目光后就远远地 避开他，就像华丽的轿车躲避一辆摇摇晃晃的老式坦克。” 丁师傅笨重的自行车与流动的车流、华丽的轿车与老式 坦克形成鲜明的对比，透露出丁师傅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 作之后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落伍及被社会所抛弃的现实。 在整篇小说的前半段，类似果戈理式反映小人物命运的“含 泪的笑”的写作风格体现得非常明显。宣传栏前几个女工高 拔出来的声音被莫言形容为“好像鸡场里几只高声叫蛋的 母鸡” ；丁师傅被唤进厂长办公室时，看到厂长，那个风 度翩翩的中年人，殷勤地把他让到雪青色羊皮沙发上，然后 又让女秘书倒水泡茶”，态度的友善优雅与宣布下岗的严肃 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前年荣登劳动模范的宣传栏，如今变 成了下岗名单的告知牌。在由副市长宣布下岗的场景中，下 岗工人与副厂长的冲突形象地通过愤怒的人群与惊恐的副 厂长乘坐的切诺基对比出来；赶来的警察也失去了往日作为 勇敢正义化身的风采：“两辆普车拉着警报愣头愣脑地开过 来”，警察下车后“七个警察和他们的警棍、手枪、手铐、 报话机、电喇叭一起，文文静静地往前走几步，便一齐停了” o前者是真真切切的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全副武装，后 者则是“文文静静”的极不协调的行动。副厂长因被丁十口 的徒弟吕小胡揪住，吓得趴在地上狼狈不堪：他趴在地上, 双手抱着脑袋，丰满的屁股高高地撅起来，仿佛传说中遇到 危险就顾头不顾脏的鸵鸟。”正式下岗之后，丁师傅的不幸 接踵而至，骑车摔断了腿，医药费将毕生的积蓄花干；去找 副市长求援，却被办公室主任简单地打发；在家里，妻子也 开始由絮叨转为责难……面临绝境的丁师傅发现农机厂后 山与人工湖不远的树林中的一辆公共汽车的外壳，正巧一对 男女钻了进去。于是，丁师傅便和徒弟吕小胡一起将它重新 整修，命名为“林间休闲小屋”，提供给谈情说爱的男女幽 会之用。小说描述了丁师傅如何从第一次做生意的羞涩到经 验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