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血籍中心主义”.docVIP

PAGE PAGE 1 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血籍中心主义” 　　【摘要】北宋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勃兴期。这一时期，以国子监为主导，各地官私机构相继刻印了大量经、子类书籍，蔚为大观。经书子籍雕印既是中国以典籍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惯性，也是科举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类印本在社会的广泛传播流行，导致“疑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典籍的神圣，对北宋的学术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形成“六经注我”为特征的宋学。 　　【关键词】北宋　经书典籍　刊刻　宋学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99-06 　　谈到北宋经史子籍刊刻，就不能避谈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传统。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呢?答案无疑是“经学”和“子学”。然而中国学术的此种传承，依靠的却是经书子籍的历史累积和注疏支撑。由此就隐含着一层深意：即中国学术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学术自古贯穿的是以“典籍”为中心，而非以“问题”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度认可的典籍支撑了中国学术的历史主流。另一方面，以典籍为中心，纸张、书写、印刷等技术更新又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进步。 　　1　典籍中心：经子学问的历史迷失 　　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而由来已久的，更表现为古代典籍的累积传承。 　　在抄写时代，“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说的是子游、子夏掌握典籍文献最多，而孟子出于说理需要，也多引述《尚书》《诗》《论语》等典籍。自从某些儒家书籍在汉代成为官方经典，历代儒经注疏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这在客观上造成典籍及其疏证受政教的需要，不断累积增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儒学十三经。前人统计“十三经”字数为147560个字。到清代阮元主持校刻时，其收录汉至宋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的注疏，总字数已有一千万字，成为卷帙浩繁的巨著。而《老子》《庄子》等子籍经过历代学者如王弼、郭象等人的研读阐释，也出现了多家注本。历代解经、注经的持续，中国学术才形成以典籍为中心的“经书子学”。对此，黑格尔也说：“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中国人把这些文书都称为‘经’，做他们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型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人们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而非根植于现实恒常问题的自我生发和创造。加之，社会文明初始阶段，兼有文字载体简陋、书写困难、词汇有限等客观条件限制，也导致人们思想即便有发明，亦不能详尽阐述。故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撰述的著作相比于今天并不长篇浩繁。然这些著作历经“焚书坑儒”，口耳相传，孔宅坏壁，其传承之艰难，使后世学者对于残存的古籍累增崇敬。阐释起来尚嫌不足，更遑论修正与发明。于是，历代学者所关注的不再是现实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固化在典籍中的疑惑，他们所做的工作仅是对流传的“经典”予以注释或阐发大义微言。具体到某个朝代的学者，其注解与前人不同的只是文字多寡及程度上的差异，彼此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导致春秋争鸣以后，中国就少有自我生发的“主义”，缺少原创性的学术及思想。因此，关于“经书子学”，与其说是关于“经书子籍内容”的学问，毋宁说是一种“研究经书子学的历史”。由此，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 　　事实上，从周公、孔子直至秦汉，中国人的学问中就没有“史学”这一类别概念。《汉书?艺文志》将天下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等七略(类)，并无“史略”。《春秋》这类史书由此被归属到“六艺略”中。由于班固是根据刘歆《七略》撰写《艺文志》，将官方的“王官学”和民间的“百家言”严格区分，故天下学术也就此分为“经学”和“子学”两类。自此以后，中国学术主体就是关于“经学”“子学”两类典籍的历史性研究。随着典籍注疏的历代累积，这就逐渐形成中国学术的显著特点——即典籍历史化。对于这样的学术，黑格尔建议西方学者“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 　　当然，仅是说明典籍注疏的历史累积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此种“专经”学术的内趋动力所在。究竟是什么导致“崇儒、专经”的学术传统呢?自西汉以来，由于官方集权政治的需要，汉武帝发现儒家学说对于皇权独尊的肯定。于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幌子下，汉武帝故意迫使士人进行“皓首穷经”的阅读，抑制异端思想的产生，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一旦研读儒家典籍成为士人仕宦当官、实现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学术研究的动机就更加远离“解决问题”的初衷。读书人对于社会、人生，没有怀疑，没有分析，也自然谈不上批评与反叛。如此一来，汉朝皇帝就摆脱了秦人当初“焚百家言，以愚黔首”的简单草率，更具有一种思想舆论导向的智慧。因为长期研读某一类典籍，对于思想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更甚于禁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