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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11 蜀身毒道与南方丝绸之路 段渝邹一清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6。 从成都经云南至缅印的蜀身毒道，是史籍所载最早的中西交流线路。这条中西交流线路，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四川所产的蜀布、丝绸及邛竹杖等“蜀物”，西输印度，播至中亚，因而使成(都)之名(即支那)得以在印度出现并广为流传〔1〕。本文对此略作论述，就教于博学通人。 一、蜀身毒道的开通 蜀地商贾从事长途贸易直至印度的情况，文献记载颇多。《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详载张骞的西行报告，明言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大夏商人所得蜀布、邛竹杖，即是在身毒“得蜀贾人市”，“往市之身毒”，就说明蜀身毒道贸易是直接的远程贸易，而不是所谓间接传播。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指昆明族之西——引者)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亦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滇越(即盘越)的所在，张星烺以为是孟加拉；向达以为是剽越，即《广志》所谓剽越，地在今缅甸；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2〕，饶宗颐等以为应在阿萨姆与缅甸之间；汶江《滇越考》则认为在今东印度阿萨姆，为迦摩缕波〔3〕。今案汶江说甚是。可见，蜀贾人是通过东印度陆路通道进入印度地区的，这也是蜀、印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重要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下》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滇是蜀出南中西贾印度的必经之地，位于云南中部。僰即汉之僰道，在川南宜宾与滇东北昭通之间，此为秦时五尺道的所在。邛在今四川凉山，笮在四川雅安、汉源等地，为古时旄牛道(或称灵关道)的所在。五尺道和旄牛道是从成都南行入南中的两条重要通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其间早有交通存在。这些史籍不仅说明了蜀人在南中进行商业活动的史迹，而且还清楚地记载了蜀入南中的路线，即通过旄牛道(西路)和五尺道(东路)分别南下至滇，殊途而同归。 　　上述诸证结合起来，清楚地反映了蜀人经南中入缅印进行远程贸易的斑斑史迹。从蜀人南贾滇僰(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滇濮”)、僰僮，西近邛、笮，“取其笮马、僰僮、髦牛”〔4〕，到蜀人出没于东印度阿萨姆之滇越，再到中亚阿富汗北部大夏商人所卖蜀布、邛竹杖，乃是“往市之身毒”，“得蜀贾人市”，而张骞在中央亚细亚之大夏（今阿富汗）所见唯一的中国产品便是蜀布等“蜀物”。这一系列史实，一方面表明最早入印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最早所认识的中国是蜀。把这一事实同印度憍胝厘耶《政事论》所载“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相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支那，即指古蜀；所谓cinapatta，即是蜀丝；中、印的记载原来都是出自一源的。丝绸、布匹、织皮、邛竹杖都是蜀地原产〔5〕，不论张骞在大夏所见从印度转手贩运的蜀布、邛竹杖，还是《政事论》所记支那的丝和织皮，都是由蜀贾人贩至印度出售的。因此，印度得以称蜀为支那，并非偶然，而是事有必致，理所固然。 　　进一步看，印度最早所认识的支那，必然是印、支之间有路可通，有丝可贾的地方。而在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地区只有蜀，而且支那这个词汇主要流行的地域是印度和东南亚，至若西方载籍中的seres等，则是由cina一词派生转译而来〔6〕，也表明它与中国西南有关，与西南文化之重心所在的蜀地有关。 　　南中自古富产铜、锡矿石，不仅中原王朝需要从云南输入铜、锡矿料，而且蜀地青铜器原料也须部分仰给于云南，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即取之于云南〔7〕，大概其铜、锡原料的供应也离不开这条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适足证实这个问题。 　　云南、四川西南和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出土大量贝币，表明两地均有以海贝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习俗。将川、滇古道上所出贝币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由蜀入南中的西南夷道和蜀身毒道〔8〕。可见蜀与南中的深厚历史关系，从政治影响到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诸方面，几乎无处不在。 　　以此再联系印度洋北部地区和东南亚自古存在以贝币为交易媒介的传统习俗，而云南各地和三星堆所出海贝中的环纹货币仅产于印度洋，以及三星堆文化中明显的印度洋和南亚文化因素集结等来看，蜀与南中、蜀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关系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