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公墓研究1844—1949年.pdf

Provincial China (e-journal), Volume 1, Number 1 (January 2009) 上海租界公墓研究（1844—1949 年） [法]安克强 1842 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上海的命运。外国租界最初被认为不过是外国 人的飞地，处在中国当局的掌控之中，但租界的出现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最终 导致上海市区出现三个独立的城区。虽然中国拥有租界的土地所有权（香港除外）， 这些位于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特别是上海、天津和广州）在发展过程中带有明 显的殖民地性质。由于具有一定规模并在城市中扮演重要角色，上海的两个租界 成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实行统治的缩影。 清政府企图只准外国人（包括他们的中国侍从）入住租界的计划显然不切实际。 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内战给中原地区带来浩劫，大量难民涌到外国租界寻求 安全和保护。治外法权和炮舰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使他们远离太平军 和清军的激战。这是租界内第一次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给“只准外国人居住” 的规定画上了句号。清末民初，长江下游的自然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乱也带来 了租界人口的持续增长。 上海在经济上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移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移民主要是西 方人，和他们一同来华的通常还有大量殖民地国家的臣属，尤其是在危机年代。 英法来华军队主要是从其他殖民地国家招募的大量临时雇佣兵。日本人来沪时间 虽晚，但定居人数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国家人数的总和。最后来了几批西方国家的 难民，如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人和30年代后期突然涌入的中欧犹太人。 上海的人口组成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这时的上海表面上魅力四射、四海大同。 其实，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危如累卵。上海两个租界的所有事务都由外国人管 理、协调和判决。日常生活方面，他们要负责处理客死中国的外国人的后事。来 华的外国人持有不同的信念、信仰及宗教，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就显现出来。城 市空间被切成碎片，社会景观也被分割开来。国别不同，人享受到的权利就不同， 不管是死亡还是活着。 本文侧重考察公墓管理的有关事务。这是一个特殊的角度，希望借此揭示殖民 主义在上海的运作情况。本文注重对两个外国租界进行研究，因为这两个租界都 要应对人口激增后的丧葬问题。本文研究的对象不是上海所有人口的死亡管理， 而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国租界公董局如何制定死亡人口政策，以及如何利用各 种特权确定安葬死者的场所。研究重点是作为接纳与排斥、紧张与争论以及城市 变迁场所的公墓。 作为殖民者死亡见证的公墓 1 Provincial China (e-journal), Volume 1, Number 1 (January 2009) 生物学的必然：死亡不可避免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研究中关于西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是蓄谋已久的 传统观点无疑需要修正。并不是否认外国人通过武力得到土地和特权，也不是要 否认外国人为了保留这些土地和权利而进行的损害中国主权的行动。“殖民地” 的建立（学术用语“租借地”）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在通商口岸设置飞地被 双方视为权宜之计，对外国人来说，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治 权，对中国当局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把外国人隔离开来，并让他们自 治。在这些飞地中，特别是在上海，当租界发展到全盛时期拥有上百万居民时， 外国人得到的自治权和各种权利比条约中规定的多得多。中国政府及外国当局在 考虑活着的外国人的问题时，也应该预见到外国人的死亡问题了。当中国人进入 外国租界，他们也成了租界社会和人口平衡的一部分。 死亡引起执政当局的注意程度首先取决于人口增长。人越多，死亡人口就越 多，同时就需要更多各种形式的殡葬。可惜上海的人口数据不完整，每个地区有 自己的纪录，每五年的人口普查也各有标准。对进行人口统计的历史学家来说， 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合适的人口数据。因为1949年之前都没有系统的人口报告。在 民国及民国之前，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局部的重建以及猜测。如果参照邹依仁先生 的著名研究，上海人口从1852年的540, 000人增长到1948年的5, 400,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