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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事业 批判《中国之命运》 1943年的批判《中国之命运》是国共党争、政争、意识形态之争历史上分水岭式的大事情。1943年1月，英、美分别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其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这对蒋介石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的利好消息。同年5月，第三国际解散，蒋介石决心利用“双重”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撰写的《中国之命运》出版。这本书污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中共。该书的出版，是蒋介石在为发动内战做舆论准备。同年5月至10月，中共中央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艾思奇、范文澜、胡乔木等人积极撰写文章，其中，以陈伯达发表于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评中国之命运》文章影响最大。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该书的通知。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其干部人手一册《中国之命运》；而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其干部人手一册《评中国之命运》。前者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后者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总之，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提高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警觉性，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中国新闻事业 抗议羊枣被害 抗议羊枣被害是“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在“拒检”舆论斗争中的一场前哨战。 羊枣原名杨潮，又名杨廉政，是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1900年出生湖北省仙桃市，1933年加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秋加入中共。羊枣在抗战初期便在上海的《导报》、《神州日报》发表时评。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先后在《星岛日报》、《世界知识》、《广西日报》、《大刚报》和《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军事论文。他的评论文笔犀利，对国际时事局势有许多独到见解。然而，国民党政府说羊枣“泄露”了军事秘密，致使羊枣于1945年7月15日在永安被捕，并最终导致羊枣于1946年1月12日在杭州狱死亡。 而前一天，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协会上高调宣布保障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羊枣之死，震撼报界。上海61名记者联名向当局发出抗议。5月初，羊枣的灵柩运来上海，报界再次向国民党当局掀起“摧残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抗议浪潮。 中国新闻事业 重庆报界揭露“校场口事件” “校场口事件”是发生在重庆集会时国民党特务的一次蓄意破坏活动，国民党系统的报纸称之为民众互殴，而重庆进步报纸对之进行了无情揭露。 重庆《新华日报》团结山城同业42名记者联名致信中央社，指出其新闻报道中不真实之处。事件的真相是，1946年2月10日， 重庆各界20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 到会群众达l万多人。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务、打手多人，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劝阻，被特务包围，拳打脚踢倒在台下，头部被铁尺打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辱骂追打。郭沫若被踢倒台下，被人扶起时仰首大笑。沈钧儒面对特务行凶，连声说：“不怕，不怕！”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蓄意寻衅，当场致伤者多达6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校场口事件”。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赶到会场时，当即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特务打手随即四散而去。 中国新闻事业 披露“沈崇事件” 一条社会新闻“沈崇事件”的披露竟然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政治运动，最后致使大后方人民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大失所望。 1946年12月24日晚上，北平发生2名美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沈崇被强奸的消息先由民营亚光通讯社披露，但很快被北平警察局下令各报禁止刊登。北平《新民报》在第三天刊发。随后，北平的学生报刊跟进，舆论大哗。不久，中央社、美联社进行歪曲报道，激起有正义感的中国报纸反击。延安《解放日报》在一个月中，集中报道了这一事件。于是，“沈崇事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反美活动，并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1947年1月6日，上海市总工会致电蒋介石，提出惩凶、赔偿、道歉等4项要求。同日，15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 中国新闻事业 国民党记者会弄巧成拙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3月23日，胡宗南在延安举行记者招待会，结果弄巧成拙，成为国共舆论宣传对抗中的又一新败笔。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报道说，“如果‘所谓延安共产党的罪恶’有一半能让我们信以为真时，则他们早就崩溃了。”《文汇报》评论说，唯武力论者假使不及时回头，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后果。致力和平民主事业者，只要继续努力，总会得到预期的收获。而中共地下刊物《文萃》丛刊特别撰写了《论喝倒彩》一文，作为那一期 的刊名。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