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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纸币 明代钞法的特点 明代只有一种国家纸币，发行一开始就很不成功。太祖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设宝钞提举司，于次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分 100 、 200 、 300 、 400 、 500 文和 l 贯 6 种。禁止金银和其他商品为货币， 100 文以下用钱。缴纳商税十分之三用钱，十分之七用钞。二十二年增造10文至50文的小钞。二十七年禁止用钱，从此明代也实行了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 发行数量没有限制，而单靠十分之七的商税维持不住宝钞的币值。宝钞很快贬值，二十三年两浙宝钞只值250文，二十七年又跌至160文。洪武九年曾拟订“倒钞法”，由宝钞行用库倒换昏烂钞，每贯收工墨费30文。人们“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 或“非昏烂者亦揉烂以易新” 。政府很快取消了行用库，昏钞难以调换新钞，以致市场上新旧钞有了不同的购买力。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纸币 成祖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实行户口食盐法：是用寓人头税于盐价的办法来回笼纸币，阻挠钞法的要“坐以大辟”，家属还要“罚钞徙边”企图用重刑来强制推行宝钞。宣宗时，大力组织纸币回笼。 宣德元年（公元 1426 年）规定赃罚照市价5倍折收宝钞。三年规定有不用钞一贯的罚钞千贯，知情不告的罚钞万贯；关闭店铺私自买卖和抬高物价的罚钞万贯，知情不告的罚钞千贯；交易用银一钱的，买卖双方各罚钞1000贯；官吏贪赃受货物的按物价的40倍罚钞，受银的每两罚钞 1万贯。四年增加33府州县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5倍。又对两京塌坊（堆栈）、园地、受雇驴骡车、受雇货船及京师油坊、砖瓦窑、木植场，牛车、小车规定了纳钞标准。为了对过往船只征税，在有关地点设立了钞关。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纸币 这样大力回笼纸币，宣德时宝钞的币值有所回升。发行宝钞之初规定宝钞一贯抵银一两，宣德元年银一两值宝钞400贯，而宣德七年回升到银一两值宝钞100贯。这回升是在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但永乐、宣德时政府的支出也在膨胀，宝钞的投放仍不能减少，又降低了回笼的效果。 英宗正统元年（公元 1436 年）实行江南租税折收金帛的政策，用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时还放弃了大力收钞的政策。于是宝钞又进一步贬值，而且流通阵地不断缩小，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一1457年）重新采取一些加税收钞的措施，但不如宣德年间有力。而且一方面收钞，另一方面原来收钞的项目却在纷纷改折其他。如户口食盐法已名存实亡，人民缴纳的已改为米或银钱，而却领不到盐，成了纯粹的人头税。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纸币 宪宗成化元年（公元 1465 年）以后，政府不再致力于强化纸币流通，但又不肯干脆宣布作废。纸币长期地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使用，直到熹宗天启年间（公元1621一1627年）仍有若干用钞的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元年、三年、五年、六年的十二月都记有405600余贯宝钞的租税收入。 成化以后，宝钞的官价基本上是每贯2文，市价则只值1文或不到1文。每1000张一贯札在一起，称为一块，使用时按块计算。由于宝钞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买卖宝钞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明后期出现一种“钞户”，就是买卖宝钞的专业户。他们按官价每块1.3钱银子卖给有关部门，而收进价只值官价的十分之二三，一进一出，“获六七倍之利”。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纸币 明中叶后，宝钞虽基本上不流通了，但“钞”字已深入人心，在日常口语中已用来泛指货币。如（警世通言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说：“公子虽在客边乏钞，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乏钞”指没有钱，“三百金”是白银300两。《西游记）第五十三回：“长老叫沙僧解开包，取几文钱钞与他。”这里的“钱钞”是指钱。明清小说中此类文字常可见到。 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距李自成攻入北京只有几个月了，有秀才蒋臣又建议行钞，被户部尚书倪元璐荐为户部司务，并受到皇帝的召见，蒋臣说行钞可以在 5 年以内，“使天下金钱尽归内努”。他计划每年发行5000万贯纸币，5年达到2.5亿贯。思宗不听谏阻，决定采纳蒋臣的建议，设立内宝钞局，日夜监造纸币。在政权即将被推翻的情况下，纸币如何能推行？崇祯末年的行钞闹剧成了历史的笑柄。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纸币 清代在鸦片战争前只有顺治八年（公元 1651 年）至十七年发行名为“钞贯”的纸币，每年只发行 128172 . 47 贯，其制不详。清政府对发行纸币存有戒心，嘉庆十九年（公元 1814 年），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行钞，被“交部议处，以为妄言乱政者戒。” 政府不发行纸币，民间却有纸币流通。明末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多用券，商贾轻资往来则用会，此即前人用钞之初意也。“券”即兑换券，也就是钱票和银票。“子钱家”即钱铺、当铺等信用机构。“会”即会票，也就是汇票。明末陆世仪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