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现途径—针对“同案不同判”的分析和对策.docVIP

PAGE PAGE 1 浅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现途径 ——针对“同案不同判”的分析和对策 论文提要： 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是法律制订和适用的必然要求，尽管此案与彼案之间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同案”却是相对存在的，“同案”是否能够“同判”已经成为人们判断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也成为关系司法是否统一的大问题。正如学者说的那样，近代民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法的安定性，它的含义在于，要求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类型适用同一法律规则，得出同样的判决结果。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载于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然而，“同案不同判”现象却屡屡出现，对司法公正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样消除“同案不同判”现象，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司法的公正权威性，成为目前司法界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笔者拟就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进行原因分析，建议引入案例指导制度，对我国成文法的不足和漏洞进行补充，有利于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做到“同案同判”，提高裁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同时，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笔者重点从理论基础、可行性分析和具体的构件设想等方面就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现途径进行阐述，以期早日在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全文共6515字) 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载于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以下正文： 近年来，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屡遭学者和公众的质疑及批判，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最引人注目和批判的就是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这个现象的出现确实极大的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那么，究竟怎么做才能合理抑制以至杜绝这个现象的出现呢？ 一、几个案例引起的思考 案例一：2004年朱某购得一车，一年后发现该车系旧车，并向某市某区法院起诉要求退车并加倍赔偿。法院认为汽车消费在我国现阶段属于奢侈消费，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生活消费范畴，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不应适用《消法》调整，被告卖车时未告知此车已销售过的事实，但在交付的相关手续中已记载进行过2000公里保养的事实，故亦不构成欺诈，故判决驳回上诉，同时判令被告补偿原告5000元。同样在该省，同年8月，某县法院在审理一起因所购车过去曾发生过碰撞而引发的请求退车并双倍赔偿纠纷案中认为，被告有欺诈行为，并判决该车归原告所有，被告赔偿原告一倍车款即28.5万元。该案后经二审、再审，均予维持。 案例二：某法院曾审理了一起因安装心脏起搏器而引发的Ａ患者向某医疗器械公司索赔案。Ａ患者在后者处购买心脏起搏器时，因听说该公司出品的起搏器可永久使用，遂购买一台，后经医院安装使用。仅过了３个年头，这台“永久”牌起搏器便在体内永久“罢工”了，Ａ患者不得不冒着危险再次进了手术室。手术后，Ａ患者将某医疗器械公司告到了某区法院。主审该案的法官认为医疗器械公司标注不明，且未对消费者Ａ履行告知义务，致使其产生误解，判决Ａ胜诉。 不久，该庭又受理了患者Ｂ状告医院及这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索赔案。Ｂ与Ａ的情况完全一样，主审此案的另一名法官认识与主审A患者诉医疗器械公司案的法官不一致，于是便发生了同一事实，Ａ胜诉而Ｂ败诉的怪事。 案例三：病历，是患者的就诊记录，也是医疗部门的医疗档案。但究竟谁是病历的真正主人，是患者？是医院？一份病历到底又价值多少？恐怕很少有人细想。北京市Ａ区法院首次给出了明确答案：丢失患者病历的医院被判决赔偿三千元。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家医院忙乱中将多次来该院就诊的患者夏女士的病历丢失。恰巧，夏女士办理病退需持该病历到有关医疗鉴定中心作病退鉴定，病历丢失使得鉴定无法顺利进行，最后夏女士办了内退手续。夏女士认为，由于病历的丢失，自己不能正式退休，在工资差额、医保个人账户、医药费报销等方面损失很大，要求医院赔偿各项经济损失五万余元及精神损失费二千元。Ａ区法院认为，该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有义务保管病人病历，以保证患者正常就医，但因工作失误，丢失了患者病历，给患者今后治疗带来一定影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遂判该医院赔偿夏女士损失费三千元，这份判决无疑给患者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仅仅事隔几个月，北京市海淀区的患者满女士，同样为医院丢失病历索赔，却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遭遇了“红灯”。理由是：“患者对病历不具有所有权，也不能对病历享有人身权益。”同样的情况结果却相去甚远，满女士百思不得其解。 以上“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现象并非少见，还有在网上被成为“奇案”的甘肃女企业家乔红霞与青岛澳柯玛销售公司间的纠纷。说它奇，是因为乔红霞在甘肃打赢民事诉讼官司，而在青岛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种现象对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个极大的挑战。针对这个难题，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