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香港银行监管方法优化.docxVIP

金融危机后香港银行监管方法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香港金管局顺应监管环境和 监管目标的新变化，对银行业监管架构进行了局部调整。 一是于?2010?年设立了两个全新常设部门：银行操守部和银 行法规部，专门对银行的操守和行为进行监管。银行操守 部主要负责推动及鼓励银行机构采用适当的操守准则，以 及稳健与审慎的经营手法；银行法规部主要负责跟进和调 查银行不良销售和其他不当操守事宜。二是对银行监理部 的内部架构及监管方法进行了调整。为了加强对风险与监 管资源的有效匹配，经过深入讨论研究，香港金管局于 2014?年?3?月初重组了银行监理部。重组后，银行监理部划 分为两大组织模块：系统性风险管理模块和机构管理模块， 每个模块分设?3?个分处，每位监管人员的角色定位和监管 任务随模块划分而发生变化，同时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的关注重点和监管方法也随之调整。 ?　　金融危机后监管环境和目标发生深刻变化 ?　　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反思金融监管。香港金管局在 总结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时，认为既有全球共同面对的 普遍性问题，又有从自身特点出发需要应对的挑战，主要 包括：一是宏观审慎监管至关重要。金融危机之后，宏观 审慎监管受到了不同经济体的高度重视，并广泛应用相关 政策应对系统性风险。因香港存在大量的境外银行，所以 香港金管局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特别关注，该 效应不仅有可能削弱宏观审慎政策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实 施成效，也可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稳定带来不良影 响，特别是当经济和金融周期不同步时影响更甚。香港金 管局认为，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导致不同的溢出模式， 加之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差异或导致银行的不同反应，从而 对决策者实现宏观审慎政策全球协调构成很大挑战。二是 金融创新、合约安排、会计制度对金融稳定产生很大影响。 在美国次贷危机前，银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包括多样化 的证券化资产、金融期货期权以及其他衍生产品在内的金 融产品得到了迅速发展。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金融创新产 品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缺乏 监管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行为极具 风险。三是风险扩散模式异常复杂。以欧债危机为例，欧 债危机在国家、市场、部门和相关领域不断蔓延和传导， 致使全球避险情绪高涨和跨境资本过度流动，引发了全球 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通过国际贸易路径对全球经济增长 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四是风险累积和爆发的时间跨度长。 本轮金融危机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虽然已经 建立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体系，但由于在复杂 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中缺乏宏观审慎视角的监管，从而致 使监管空白和薄弱环节的存在，加之市场透明度的缺失， 以及信用工具、交易网络、市场价格和信息公开的负面因 素积累，造成了过度金融创新、资产泡沫冲击、国际风险 传染加剧和信息透明失效等问题，从而导致金融风险不断 积累和危机扩大。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环境发生变化。金 融危机发生后，各主要经济体在出台一系列举措应对危机 的同时，也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调整，国际监 管改革不断推进，监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对量化 宽松政策大量使用的警惕。危机初期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 了零利率、定量宽松政策等措施，目的在于刺激消费、投 资和经济。但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认为，量化宽松对刺 激实体经济成效并不显著，推行量化宽松亦有代价，容易 引发投资错配，减低中长期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此外， 量化宽松投入金融体系的资金越多，时间越长，将来退市 的难度和风险就越高。二是金融危机后，监管框架更为复 杂。香港金管局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过渡时间表，通过了 《2012?年银行业规则》在?2013?年实施第一阶段的《巴塞尔 协议Ⅲ》资本标准及相关披露要求，以及通过?2015?年?1?月 1?日生效的《2014?年银行业规则》实施第二阶段的《巴塞 尔协议Ⅲ》资本标准。在关于流动性标准的监管政策中， 《银行业规则》，将活跃于国际的、较大型或业务较复杂的 银行机构列为第一类机构，其他则列为第二类机构。第一 类机构的流动性覆盖比率生效当年最低要求为?60％，其后 按照每年?10?个百分点的幅度递增，至?2019?年?1?月?1?日达 到?100％为止。第二类机构每月平均流动性维持比率不得低 于?25％。2016?年?1?月?1?日起，香港使用的逆周期缓冲资本 为％。此外，2014?年?6?月，香港金管局向银行机构发出了 《监管政策手册》，其中就包括“恢复计划”部分，第一批大 型及复杂的银行机构已经于当年?12?月提交了首份“恢复计划” 。上述这一系列政策标准的实施表明，在危机之后的银行 业监管框架已经十分庞大复杂，监管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三是机构组成非常复杂。例如中央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