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村六十条》的制定.docVIP

案例与思考 [案例] 《农村六十条》的制定 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我国经济陷入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在农村，粮食十分困难，农民挨饿，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限制。为了解决当时实际存在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以摆脱经济困难的局面，1961年1月中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他告诉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10天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然后到广州会合。3月10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两个会议的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3月15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工作。广州工作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调查研究。如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农村进行调查；胡耀邦到辽宁农村进行调查。经过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初步调查和广州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认为，当时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或者社员与社员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公社和生产大队（当时的基本核算单位，有些地方称管理区）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公社对生产大队、大队对生产队（当时称小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公社各级民主制度不健全；各级党委包办行政事务的现象相当严重。 在调查研究和上述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定胡乔木等人起草了一个条例草案，并经过初步修改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不仅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而且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这一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党中央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全体党员和社员听”，“征求他们对这个条例草案的种种修改意见”。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多次修改，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一条例，《农村六十条》的决策过程最终完成。（资料来源：根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的有关内容改写） 案例思考： 1、这一决策案例是如何体现了我国政府决策的基本经验的？它对我国今天的公共部门决策有什么借鉴作用？ 2、在这一决策案例中，毛泽东要求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人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什么？这表明毛泽东提倡的调查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查方法？如何评价这种调查方法与决策正确性的关系？ 3、研究这一决策案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公共部门决策理论有什么意义？